另外，華夏也沒有可比之於西方天主教會之類的擁有長達十幾個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組織這樣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組織。當華夏管理國家的上層與草根下層，有一種合理的吸納社會jīng英的有效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時（如過去的科舉制度），來自草根階層的訴求和願望就能夠透過那些科舉入仕的jīng英帶入高層而成為國家的政策，當這種上下聯絡的有效管道被截斷後，上下必然阻隔，社會逐漸斷裂，國家走向失序則是必然的結局。
蕭宸在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前，是拿雙學位的，其中就有法律。當時他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他的結論是：華夏社會，歷朝歷代的政fǔ面對民眾的政治訴求和抗爭，習慣於採用政治高壓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會反抗，而不是透過利益博弈的機制達成妥協。
由於華夏社會在傳統上就一直缺乏制度xìng的上下溝通渠道與下層對上層發洩不滿的渠道（這從當今的信訪制度設計流於形式可以明證），一旦出現下層針對上層的暴力衝突，平常在高壓統治下沉默馴順的的羔羊們就變成了嗜血成xìng的暴徒（原因是烏合之眾人人都想搭便車而不受懲罰），從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發展到極端就只有天下大luàn一條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國家，因為有長期的社會自治傳統和合法的反對黨存在，社會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現區域性的動dàng也很容易透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對話而使社會歸於平靜。它們的在野黨被稱為“忠誠的反對派”，就是為了防止政fǔ危機演化為全面社會危機的有效防火牆。例如，就連義大利這樣一個黑社會曾經非常猖獗的國家，其在50年間，居然發生好幾十次政fǔ危機，政fǔ的平均壽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間居然產生過60屆政fǔ，然而其政fǔ雖然更迭頻繁，但對民眾和社會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其他像法國、英國、德國等也發生過頻繁的政fǔ更迭，國民早已習以為常，民眾的生活也基本沒有受到大的消極影響，人民該幹什麼還幹什麼。這樣的事要是發生在華夏是無法想象的。華夏自古就有“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說法，一旦政fǔ垮臺了，非天下大luàn不可。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fǔ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fǔ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破壞機制被暴力最強者所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說過：“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在社會制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luàn象”的根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xìng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和受益於該制度的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盡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