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轉向，各界議論不一，但多認為這是在國際壓力下作出的讓步：美國和歐盟的外交運作，一些組織和團體的激烈言辭，甚至法國總統候選人和《華爾街日報》抵制奧運的呼籲，迫使中國不得不退讓。事實果真如此麼？
由於西方國家對蘇丹實行制裁，蘇丹主要財源石油貿易長期處於畸形狀態，其貿易額、利潤和投資主要來自中國；由於軍事、金融投資方面的國際禁運和限制，來自中國的武器供應和各種投資合作專案，也成為維繫巴希爾政府生存的命脈之一。雖然該政府本身不願把國家命運寄託一國之上，並採取多種措施，但近來他的騰挪餘地越來越小：歐洲各國和美國立場漸漸趨近，在向他提供武器上一度遠比中國積極的俄羅斯也轉採低調，一直強調非洲問題非洲人自己解決、對非洲以外軍隊介入蘇丹維和態度保留的非盟各國同樣開始鬆口，由於經費緊張、後勤壓力巨大、當地局勢緊張複雜，實力有限的非洲各國對維和感到力不從心，4月12日，參與非盟達爾富爾維和的四國之一塞內加爾宣佈撤出其全部538名軍人，理由是在當前形勢下非但無法完成使命，甚至難以保護自己的安全。這一切使巴希爾政府面臨一個無奈的尷尬：中國的聲音越來越舉足輕重，不管他們是否願意接受這一現實。
中國這次轉變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此舉打破其長期恪守的兩項底線：只與合法政府打交道，和不對別國內政說三道四，自1963年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10國並提出《中國同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相互關係的五項原則》以來，這兩項底線幾乎一直牢不可破。
應該承認這兩大底線在原則上無可指摘，在常態下也是合理的，但問題恰在於，發生動亂、需要國際人道主義救援和國際維和的熱點地區，通常都是“非常態”甚至“嚴重非常態”的，處於動盪、穩定，甚至無政府狀態，對於此，“只和合法政府打交道”無濟於事，只給合法政府提供軍火也同樣可能揚湯止沸，而不干涉內政（包括自己不干涉和不讓第三國干涉）更恐養癰成患、釀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和地區危機。
事實上，從近年來中國在一系列國際熱點問題（朝鮮六方會談、伊朗核談判、中東問題）上較以往更活躍、更積極的作為，中國國內方興未艾、圍繞大國如何和平崛起展開的熱烈討論，以及中方政要屢屢發出的願意承擔國際責任，成為負責任大國的聲音，都可看出新形勢下中國正開始審慎地重新思考自身外交戰略。如果說上世紀中中國在非洲影響力更多停留於道義、政治層面，隨著中國的發展，其和非洲各層面上都迅速走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的局面，當今的中國在非洲的戰略利益是全方位、多層次、高密度的，石油問題、尤其蘇丹一國的石油問題，僅是其中很小的一環。中國當然希望達爾富爾恢復和平，蘇丹恢復穩定，當然希望自己在蘇丹的石油和投資利益得到保證，但和中國在整個非洲的能源、投資、貿易乃至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利益和影響相比，蘇丹的得失只是戰術意義上的損益。
近來中國多次表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有決心承擔更多應盡的國際義務。隨著非洲在中國的戰略格局中重要性日益顯著，非洲各國的穩定、和平也越來越成為與中國戰略利益攸關的事件，創造、維護這種穩定、和平，也成為維護中國戰略利益的重要一環。中國對傳統外交政策和習慣做法的反思、修正，正是在新形勢下深思熟慮，所作出的應時之變。中國的轉變不是“被推轉”，而主要是出於自身考慮的主動選擇；促成這一轉變的的確是利益，卻是遠比蘇丹石油安全更重大的利益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