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濤並不是剛愎自用的性格，哪怕是在最得意的時候也願意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倒不是他有虛懷若谷的品質，只是因為雞賊，但凡聽到有可能賠錢就格外重視。
袁可立提醒的很有道理，別看陸軍在北方所向披靡，可去了大西南還真不見得好用，原因有三。
第一，水土不服。陸軍士兵大多來自北方，非常不適應當地溼熱的氣候，有可能會出現大量非戰鬥減員。
第二，交通不暢。四川盆地的交通自古以來是個大難題，而土司們佔據的地區要不靠近高原，要不屬於橫斷山脈，基礎建設基本等於零，不利於大軍通行和補給。
第三，傢伙不趁手。其實這一點才是關鍵！如果武器裝備合適，前兩點是能克服的。但火槍怕潮溼的特點目前還沒辦法解決，總不能讓陸軍掄著工兵鏟戰鬥，那就有點暴殄天物了。
“臣謹遵聖命……”見到皇帝讓步了，二袁趕緊表態支援。
只要不把西南搞得一塌糊塗，治一治私鹽和私茶販子也是應該的。裁撤南京朝廷聽上去動靜挺大，實際上要比鹽茶新法和改土歸流容易的多。
這麼說吧，在大明陸軍和海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不管皇帝想搞什麼都很容易。反之，則很難。這位皇帝其實沒什麼太高深的政治手腕，也很少和朝臣們玩宮鬥戲碼，靠的就是大力飛磚。
從這一點上講確實有暴君的嫌疑，動不動就抄家苦役。執政十多年來，至少有上百個士紳大族被連根拔起，抹殺得乾乾淨淨。
之所以沒在朝野上下獲得太多惡名，一是牢牢佔據了文治武功的後者，在多次對外戰爭中位於不敗之地。自古以來能保護百姓不被外族侵擾的皇帝再次也次不到哪兒去，很容易被民間接受。
二是牢牢把控了輿論，每次向政敵發難都是文武雙拳一起動。一面抄家抓人，一面在報紙上大書特書，將對手描繪成禍國殃民的大壞蛋。
這樣一來不用刻意抬高，皇帝在民間就成了解救萬民於水火的大英雄。即便事實並不完全如此，被抄家苦役者也不都是壞到骨子裡的奸佞，可老百姓真管不了那麼多，輿論一起來不是也是了。
照理說皇帝耍來耍去就這麼兩招，用的次數多了很容易找到破解之法。可實際上明知道皇帝要幹什麼，卻誰也無力面對。
玩武的，陸軍和海軍牢牢把控在皇帝手中，即便袁可立想幹點什麼，身邊也有一大群參謀死死盯著，只要不合規矩馬上予以制止。
就算把總參謀部變成了一言堂，下面還有陸軍參謀部和海軍參謀部，沒有這兩個部門的配合，照樣一兵一卒也調不動，同時還會遭到彈劾，直達天聽，想瞞都瞞不住。
玩文的，一個《半月談》一個《商報》，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早就名聲在外並深受百姓信賴，隨隨便便登出篇文章，就比好幾位當代大儒傳播的廣泛。
士人階層本身並沒有戰鬥力，必須透過鼓動百姓和軍隊來間接實現。現在軍隊抓不到、百姓又被報紙率先忽悠了，光一群讀書人明白屁用不管。
所以皇帝的招數早就被人看透了，可至今為止還沒找到破解之法，原因依舊是報紙。
想新辦報紙必須經過司禮監的嚴格審批，好不容易在程式上透過了依舊會受到東廠和錦衣衛的嚴格監管，稍有違規就會面臨嚴厲處罰，甚至抄家苦役。
而做到什麼程度算違規，解釋權都在司禮監。《半月談》和《商報》幹了同樣的事兒，司禮監屁都不放一個。
誰若是在這個問題上死纏著不放，誰和家人就會被錦衣衛和東廠如跗骨之蛆般的調查。大機率會被找出違反律法之處，然後透過報紙無限擴大，最終身敗名裂。
說白了吧，皇帝就是不想讓任何人辦報紙，還不明說，故意弄出這麼一套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