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為什麼大多數人的幸福感在下降？我們首先要“立人”，才能談幸福。
魯迅前期的小說是人的文學，周作人也提倡人道主義，沈從文寫的《邊城》也是人的文學。但自由主義文學與海派小說發揮了人性惡的一面，把人性之惡表現到了一定程度，尤其是像張資平等作家更是如此。沈從文正好相反，他見識了許多人性惡的一面，但他發揮的是人性善的一面，表現了人性美與善的一面，這才是好的文學。**文學是救亡文學，是為了救國，配合政治寫的，功利性太強，缺乏真情實感與充分的想像力，因而**文學的藝術價值十分有限。茅盾的《子夜》雖再現了一個宏大的現實世界，但好像是寫一部歷史，它不是真正的小說，不是好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文學逐漸領導其它文學的一體化過程，**文學因而是霸道文學強權文學，根本沒有考慮人的價值。這也是在延安王實味等人遭受迫害的根源。文學淪為政治的工具，這就是**文學的本質。
一句話，我們搞現代文學研究，必須看到現代文學只是提出一個任務，但遠遠沒有完成。
一． 文學是人的文學
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確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正像中國社會到了一個如何前進的關鍵時刻一樣。馬克思主義之需要創造性的發展和這種發展的重要意義，沒有任何時候像今天在中國這樣突出。從五六十年代東歐，蘇聯到七八十年代中國的人道主義潮流，共同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本身由於強調社會忽視個體所帶來的巨大缺陷，但並未真正開闢如何走向未來的理論通道。如何概括總結百年來的世界經驗，如何概括總結數十年中國經驗，將是一個巨大的題目和遠為艱難的工作，它也將經歷異常困難複雜的漫長過程。”這段話說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致命缺點，“強調社會忽視個體”。所以現代文學中的無產階級**文學是集體狂歡，而不是人的文學。
李澤厚在該書第311頁寫到1986年期間中西比較的“文化熱”討論，梁漱溟先生宣講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仍然強調儒家孔孟將是整個世界文明的走向”。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有以下主要觀點：“（1）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知的，中國生活是理性運用直覺的。印度生活是理知運用現象的。（2）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國人是要用直覺的——情感的。（3）機械實在是近古世界的惡魔。人類文化要有一條根本變革：由第一條路向改變為第二條路向，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4）富於情感是東方人的精神，這情感與慾望的偏盛是東西兩文化分歧的大關鍵。”
熊十力是“現代新儒家的第一人”，他認為“科學在其領域內之成就，直奪天工，吾無間然。然人類只要科學，而廢返己之學，則流弊將不可言。”“人本”，“動態”，“感性”這三者，是熊十力繼承和發展了儒學基本精神所在。
馮友蘭認為，“我們是提倡現代化的，但在基本道德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的……社會制度是可變的，但在基本道德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的……社會制度是可變的，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的……如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所本有的，現在所須新增者是西洋的知識，技術，工業，則此話是可說的。”
熊十力，梁嗽溟和馮友蘭等人十分推崇儒家孔孟道德，但是儒家也有一個致命弱點，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強調社會忽視個體”。以我看來，先有個體才有社會，所以首先就個性解放，其次才是儒家孔孟道德。五四時期向西方學習個性解放，這沒錯，但拋棄了中國傳統道德，它的前途也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只講道德不講個性，推崇孔孟道德，中國只會返回到封建社會，也是一大退步。因此，一個進步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