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所做的是我能為他們做的最好的事。
這一點,光憑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就已經覺得十分滿意了。
戰爭之前他們一直處在經濟蕭條中,飽受飢餓之苦。
現在,戰爭結束三年之後,他們害怕又一個30年代逼近了。
一個政治家應當相信,人民的福利依賴於他的成就。
我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我為他們所做的一切,所以能分辨清楚自私與無私的日子永遠不可能到來。
這一天可能早就到來了,可能會在加入聯邦之前到來,或者可能要等幾十年以後才能到來,我並不知道。
彷彿等你注意到海水顏色變了,才努力回憶何時有的這番變化。
在我看來,除非歷史學家認為我做過一些值得記錄的事,否則我覺得自己白活了一場。
在我看來,若是世上所有的歷史書變成一本,而其中沒有寫入自己的生活,可以說自己的生命被浪費掉了。
如果能把法官那本書從1895年往現在推,要是裡面沒有我,我就真感到恐懼了。
我現在已經48歲了。
全民公決當晚,我們在總部的一群人圍在收音機旁邊,等待計票結果。
如我們所料,開始是獨立政府佔優。
我們知道最先報道的是聖約翰斯的選票。
唱了一晚上的票後,支援獨立與支援聯邦的票數差距漸漸縮小,但還沒到不相上下的地步。
最終結果是沒有一方得票超過一半,所以得再進行一次全民公決。
代議制政府在此次選舉中慘淡收場,最終不再列入選票。
第二次全民公決定於六個禮拜後,即7月22日舉行。
28 邦德論博伊爾
菲爾丁的《紐芬蘭簡史》
從1901年到1904年,卡文迪西·博伊爾爵士任紐芬蘭總督,在這期間以及此後的許多年裡,他不辭辛勞地完善自己寫的頌歌,可以說甚至疏忽了自己作為總督的職責。
他經常不去履行自己的職責,逼得他妻子只好稱他生病,不過沒人相信她,因為人人都知道他在樓上,在自己的書房裡,從那兒的窗戶能看到總督府的後院。
人們經過環形路前往總督府接待室時,常看見他側身對著窗戶,若有所思地朝外張望。
總理羅伯特·邦德爵士的一位同事在一封信中寫道:“恐怕我們又攤上了一個皮克莫爾,”可總理提醒他不要被博伊爾太太的話所矇騙,“很顯然,只要是為那個翫忽職守的卡文迪西·博伊爾爵士編造病痛,博伊爾太太的創造力是永不枯竭的。
我的朋友,請放寬心,此人並沒生病,或者應該說,他跟任何日日夜夜吟詩作賦的人沒什麼兩樣,如果這也叫生病,那他早就永垂不朽了。”詩人就是這樣被人說三道四;要是他們執著,這種議論就沒完沒了,一想到我也這樣說過他們,我的耳朵就陣陣發燒。
從未相識的男人(1)
我不能,他們也不允許我不帶上他們就一個人出去。
他們是我的保鏢,有的曾當過傘兵,有的曾是摔跤選手。
有人不顧我的反對,僱傭他們保護我。
我隨身攜帶一把沒註冊的左輪手槍,總是裝滿子彈。
每天,我都會收到各種匿名的死亡威脅,或是電話,或是信件,地點則不分聯邦總部還是家裡。
所以,這兩處的窗戶都用木板封住了。
早上出門,房子外面總能發現貼的標語,上面寫著“賣國賊”,“叛徒”。
最後,我終於被支持者勸服,每晚帶上妻子和孩子從一個安全地點搬去另一個安全地點過夜。
我們行色匆匆,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