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他都將會如此。一如既往！
當時的朝局，危機四伏，遠不如前幾年了。在那時，賈后還能聽取一下忠告，君臣同舟共濟，度過了種種難關，好不容易使朝局穩定下來，而皇后卻在一片歌功頌德中，變得越來越貪圖享樂了，甚至幹出那淫殺少年的傷天害理的事來。賈模被她活活氣得躺在床上起步來了。賈后開始對他和張華也日漸疏遠。而對賈謐、和孫秀等卻越來越親密。弄得朝政日非，邊境不寧，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
還有那些朝廷大臣。甚至於身負重任的王衍、樂廣等人，對朝中大事，國家安危，人民疾苦，全不關心。他們認為這些都是“俗事”，而把全部精力用於“清談”和“玄學”上，尊奉“虛無”，把浮誇怪誕視為真學，把敬業奉公和踏實苦幹的人看成傻瓜。上行下效。一時間貪贓枉法，腐敗成風。單靠他自己和張老相國幾個人，已顯然無法控制局面了。
這個時候，終於有人出現了！太子司馬遹不就是他一直希望的有道明君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現在雖只是一介草民。但是他願意發揮自己最後的一點能量，已報司馬遹對他網開一面，不殺之恩！
現在社會虛浮奢華，裴頠早就看出了這大晉國力衰弱，邊境不寧的重要原因。這《辯才論》和他的數年前引起轟動的著作《崇有論》一樣，一脈相承，同樣是針砭時弊。
在學術上，裴頠信奉《老子》、《周易》，屬於“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所謂“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間玄學清談之風，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當今的名士崇尚老莊，—方面是崇尚老莊放達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
但是裴頠又好像是這些名士中的另類，這些清談名士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但裴頠十分關心西晉的治亂，不能說不頗主之安危。特別是他的崇有論，更是當今主流思想中的另類。
裴頠認為，總括萬有的“道”，不是虛無，而有“有”的全體，離開萬有就沒有獨立自存的道，道和萬有的關係是全體和部分的關係。他的觀點有力地批駁了 “貴無”派認為萬物背後有“道”、萬有背後有“無”的唯心主義觀點。
在裴顧看來，萬物的本體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萬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從“無”而派生。同時他又認為，“無”是“有”的喪失和轉化。“無”不能對事物的存在和發展起積極作用，只有“有”才對事物的發展變化起積極的影響。他說：“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也就是說，心靈和實踐是兩碼事，不能認為心是無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製造器物必須依靠工匠。
裴頠認為，《老子》的主旨在於透過對“本”的強調，提醒人們不要離本逐末。但是當今盛行的責無論者背離《老子》的本來宗旨。在當今玄風愈煽愈熾，貴無賤有，整個社會盛行清談之風，背離社會現實。裴頠的崇有論無疑不是一個推動社會良性發展的強心劑。可是他的呼喊太過薄弱，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覺果真不好受。
可是不管怎樣，他必須要讓新的執政者知道，若要興國，必須要廢除這清談之風；若要興民，必須要廢除這奢華之風。他所有的治國想法，都在他這《辯才論》著作中，希望能為朝廷再作最後一次貢獻！
裴頠想到這裡，疾步來到書案邊，又開始揮筆大書。剛一落筆，門吏已經來報：“老爺，有一乞丐，從後院跳牆而入，說他是特意來找老爺！”
裴頠一驚：“乞丐？問過他的姓氏嗎？”
“他自稱‘元道山人’，說是相爺的摯友。”
“啊，是他？看來該來的，果真就來了！”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