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客人是從日本留學回到中國的留學生，其次才是日本人。
在公共租界，外國人不到四萬，而華人有八十多萬，內山書店要依靠華人才能撐得下去。
但現在的情況是，幾乎沒有中國人來書店買書。
就算有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怕被別人看到，似乎和日本人粘上就要倒黴一樣。
內山丸造知道還是有中國商人暗中和日本人做生意，如果中國人真的那麼齊心，日本人在上海根本生活不下去。
來到上海的日本人以商人居多，他們來中國是為了賺錢，眼下雖然條件艱苦，但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國人就會回到原來的樣子。
正在他感慨世道艱難的時候，有兩位客人走了進來，一位日本女人帶著小孩子。
雙方鞠躬問候，談了談眼下的處境，感嘆一番。
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沒有問題，他們有自己的巡捕，能夠保證虹口區的安全。
截止1923年7月，公共租界有警務人員3056人，其中警官9人，西方人252人、日本人41人、華人1652人。
兩人閒聊了一會，女人才想起孩子，回頭去找，卻發現自己的孩子正抱著一本書在津津有味的看著。
她走過去近看，發現這是一本圖畫書，畫的是一位小和尚。
“這本書小孩子很喜歡看，講的是一休大師幼年時的故事。”內山丸造在一旁介紹道。
看到這本書，他不由得想起半個月前的事情。
正當他為了書店的生意不好而發愁的時候，有位中國人找到他，請他代售書籍。
內山丸造頗為好奇，他看了看對方拿來的書籍，一本小說，一本漫畫，都是日文書籍。
可奇怪的是書籍的出版社不是日本出版社，而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家中國人創辦的出版社。
內山丸造沒有懷疑這兩本書有問題，只要是正規出版社出版的書籍都是經過租界當局審查過的，否則不準出版。
這可不是租界剛建立的時候，那時候在西方“新聞自由”原則的影響下，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對出版物管理較為鬆懈。
但在“蘇報案”等事件發生後，兩租界當局都加強了對界內出版機構和出版物的管理。
這裡所說的“蘇報案”是指發生在1903年的事情。
當時因為《蘇報》刊載了許多激烈宣傳革命的文章，包括鄒榮的《革命軍》和章泰炎的《駁康由為論革命書》，引起清政府的極大不滿，便聯合租界當局，實施了秘密抓捕。
1903年7月7日，《蘇報》被封，逮捕了章泰炎，鄒榮激於義憤，自動投案。
1904年5月，章泰炎、鄒榮分別被租界法庭判處監禁3年和2年徒刑，並禁止中國人在租界內辦報紙宣傳革命和出版革命書籍。
不過相對於北洋政府對報紙和書籍的審查制度，租界當局還是較為寬鬆的。
這也是為什麼上海的報紙和出版社都集中在租界內的原因，只要不觸犯租界當局的利益，“新聞自由”的原則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體現。
所以，在租界內的報紙可以大罵北洋政府，可以抨擊時政。
相比較而言，林子軒出版兩本日文書籍就不算什麼大事了，他沒有直接和內山丸造接觸，而是派永珍書局下面的人出面。
內山丸造翻了翻圖書的內容，一本是講述日本古代一位高僧的漫畫書籍。
一休禪師在日本相當出名，他於1394年1月1日生於京都。
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不是他的才華，而是他的身世，他是日本天皇的私生子。
一休的父親是後小松天皇，母親出自世家藤原氏，世間相傳其母為藤原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