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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單是馬爾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慘遭遇，還不足以使主人公邁出決定性的一步。於是，就在第二天早上，立刻又接到了母親的信。
用他母親的話來說：他是她們（母親和妹妹）的“一切”，她們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指望”。為了他，母親甘願“犧牲”女兒，讓她嫁給一個談不上有什麼愛情的律師——盧任。等待著他妹妹杜尼婭的唯一現實道路，照他看，和索尼婭的命運毫無區別，只不過多了一件“合法婚姻”的外衣，實質上仍然是為了親人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後來，斯維德里蓋洛夫用他自己的方式也說出了同樣的意思：嫁給盧任，還不是和接受他的“求婚”一樣，只不過拿的是另一個人的錢而已。杜涅奇卡、索涅奇卡，她們都是這個社會的犧牲品，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只要世界還存在，索涅奇卡就永遠不會消失！”
就在他這樣折磨著自己的時候，他又看到了一個被侮辱的少女。“噯！是您呀，斯維德里蓋洛夫！您在這兒幹嗎？”他攥緊拳頭，撲向那個糾纏她的肥胖的花花公子。在他看來，這個坐在路邊長椅子上的少女，還有那個街頭賣唱的歌女，坐在酒店和娛樂場所門口的那些婦女，那個投河自盡的女人——這都是杜涅奇卡，都是他的妹妹，各式各樣的斯維德里蓋洛夫和盧任們在肆意欺凌她們，——到處都是他的“妹妹”，他親愛的人……那些所謂的學者們用“科學”理論證明：“應該如此”，“每年應該有這麼百分之幾去……去什麼地方……去見鬼……”只不過是“百分之幾”而已，人們儘管放心好了！對於那些壓迫者、統治者來說，他們當然用不著擔心會落入這個“百分之幾”，他們自然是放心的。可是對於像馬爾梅拉多夫、拉斯科利尼科夫這樣的窮人，對於杜涅奇卡和索涅奇卡來說，“百分之幾”這個數字卻絕對無法讓他們放心。索涅奇卡已經落入了這“百分之幾”，杜涅奇卡也難免落到這“百分之幾”裡去……於是，杜涅奇卡的命運和索涅奇卡的命運，以及一切“妹妹”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同時浮現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眼前。
於是他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夢中那匹被殘酷打死的駑馬，就是一切被壓迫、被踐踏的人的象徵，在那匹可憐的馬身上，彷彿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的苦難。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臨終時絕望地呼喊：“駑馬已經給趕得精疲力盡！……再也沒有力氣了！”這幾句含著血和淚的話與拉斯科利尼科夫夢中那匹馬的形象遙相呼應。對於窮人來說，他們的一生就是這樣的一場噩夢。
那麼，怎麼辦？出路在哪裡？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識的限度之內，對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然而現實卻要求他必須作出明確的回答：“一定得采取某種行動，立刻行動起來，越快越好。無論如何得作出決定，隨便什麼決定都行，或者……要不，就完全放棄生活！”
小說發表以後不久，評論家皮沙烈夫①在一篇題為《為生活鬥爭》的評論中就已經指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病”根“不是在頭腦裡，而是在口袋裡”。他頭腦裡所以會產生那個奇怪的“理論”，是因為他的處境的痛苦程度遠遠超過了“他的力量和勇氣所能承受的限度”。“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一理論看作他犯罪的原因，正像不能把病人的幻覺看作病因一樣。”他的“理論”只不過是他被迫與之進行鬥爭的那個環境的產物，“真正的唯一原因還是令人痛苦不堪的環境”。因此，不管小說的作者主觀上有什麼意圖，小說還是以驚人的力量反映了那個強權社會中非人生活的真實，真實到了令人感到窒息的程度。
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