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車的人，來住高檔房的人，來蹭吃蹭喝的人，我這位朋友能依靠這些消費分子編什麼雜誌？……以我狹隘的經驗來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戰，能迫使人們精打細算、齊心合力、廣開思路、奮發圖強，而這些團隊素質的取得比幾十萬或者幾百萬投資其實重要得多。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窮水盡使某些趨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雜誌社的調整獲得空間。這就是劣勢中的優勢。編輯部只剩下了幾員女將：羅凌翩是我在《海南紀實》的老同事，雖然沒有高學歷文憑，卻有豐富的編輯經驗和博聞強記的本領，可以充當百科知識競賽中的搶答高手。王雁翎，離校還不太久的碩研，雖然如多數女性一樣喜好到花花商店裡汲取精神營養，但辦事誠懇、細緻以及隨和，後來成了編輯部的內當家。蔣子丹當然更是一臺難得的實幹機器，小說和散文創作使她積累了成熟的文學經驗，在《芙蓉》和《海南紀實》編輯部供職時挖稿和搶稿的戰績，還使她獲得了當時全國編輯行裡所謂‘北周南蔣’的口碑。在我看來，她能否出任主編實是《天涯》能夠起死回生的關鍵之一”。
《海南紀實》停刊後，蔣子丹差不多用兩三年的時間才梳理好心緒，投入到“吾手寫吾心的快樂”中，並於1994年年底1995年年初，相繼拿出小說集、散文集《桑煙為誰升起》、《左手》、《鄉愁》等。此時，沉迷其中的她已經欲罷不能。況且，作為一個二十二歲開始從業的資深編輯，她“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當今刊物數量膨脹，競爭激烈，許多純文學雜誌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這樣一本地處邊遠省且毫無知名度的刊物，何嘗不是一捧燙手的栗子？”（蔣子丹：《結束時還憶起始》，《當作作家評論》2003年第5期）然而，友誼和責任讓蔣子丹難以拒絕，特別是當韓少功問她“你不覺得納稅人的錢浪費了太可惜嗎”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已經沒有退路。在後來的回憶文章裡，她寫道：“這句話擊中了我的另一個弱點，那就是我對社會還殘存了一分令某些現代人不屑的責任心和義務感。《天涯》那時每年享受工資以外的十五萬元財政補貼，每期卻只印五百份，寄贈交換之後就放在倉庫裡，等著年底一次性處理，看著也的確讓人覺得不太對勁。”（同上注）經過幾天的考慮，她答應“友情出演”，條件是韓少功本人必須擔任雜誌社社長。這個條件不算苛刻。
舊瓶子裡裝新酒（3）
1995年5月的一個上午，《天涯》改版會議召開，因為作協辦公室椅子也不夠坐，只好借了招待所的一間房來個“飛行###”。當時有蔣子丹、王雁翎、羅凌翩在座。韓少功左手捏著煙，右手拿著他和蔣子丹策劃的改版設想煙霧繚繞地說起來，他發現他的同事們大多數眼裡一片茫然，並沒有期待中應該有的興奮，只有製冷不良的空調機嗡嗡地響著，算是對他的回應。海南島五月的溽暑讓人心煩意亂。
韓少功首先提出，要從文體上突破“純文學”的框架，把《天涯》辦成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雜”志，或者說“雜文學”、“泛文學”刊物。他說，中國的文化傳統從來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記》是歷史也是文學，《莊子》、《孟子》是文學也是哲學。《天涯》如果能在恢復中國獨有的大文化傳統方面做點工作，應該是很有意義的。這種設想的提出，跟韓少功本人的學養有密切關係。早在兩年前，他就一直在考慮小說如何才能突破固有的敘事方式，找到一種新的跨文體的、表達更加自由變通的寫作樣式，並正在努力將這種思考滲入到他的寫作中去。這種想法已經貫徹到長篇小說《馬橋詞典》的寫作當中。在“雜文學”、“泛文學”的指向下，韓少功更注重文學與思想的結合。他喜歡作家型的學者，把文章寫得生動活潑、深入淺出。他認為，這“不光是文體的問題，而是理論的實踐品格問題，是學問是否通透的問題”（《九十年代的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