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陽十二年六月，北方再逢大旱，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多地河水斷流、池塘乾涸。到了七月旱情仍不見好轉，眼看著秋糧就要顆粒無收。
好在朝廷早於幾年前就在北方各省增設了糧倉，存糧可以應對短期所需。若是災情持續時間比較長，還會執行賑災新法，從南方各省調糧，由糧商北運以解燃眉之急。
皇帝更是下了聖旨，調陝西鎮八萬多邊軍沿黃河入海，由海運衙門派船護送入廣東就糧。又嚴令榆林鎮邊軍減少供給五成，把軍糧騰出來轉給陝西當地官府，由其分發給災民，才勉強撐住了局面。
但陝西一下子少了近十萬邊軍，防禦立刻變得薄弱起來。如果蒙古左翼鄂爾多斯部趁機南侵，光靠榆林鎮和寧夏鎮的十多萬邊軍顯得有點捉襟見肘了。
面對此種局面，景陽皇帝再一次離開了京師紫禁城，只帶了陸軍前衛和幾百御馬監勇士奔赴陝西，打算憑藉氣場和威名鎮撫邊軍士氣，與對面的蒙古部落豪賭一場。
對於這個決定滿朝文武當然是大部分反對的。不管景陽皇帝是否大權獨攬，還破了很多祖宗成法，有些招人討厭。但有他在位，好歹不用擔心邊患問題了。
而且這位皇帝除了有點跋扈之外，也確實很能掙錢且不獨吞，這就讓一批新崛起的官員比較擁護了，誰會願意看著送財童子過快完蛋呢。
只可惜皇帝的跋扈此時又盡顯了出來，在指定了袁可立、袁應泰、葉向高和王安四位監國之後，義無反顧的從德勝門出京城，直奔居庸關而去。
“陛下，臣以為南線比北線更穩妥，還望三思！”此次跟隨皇帝出巡的是陸軍前衛指揮使杜文煥和參謀長丁順，李如樟奉命帶領陸軍大部坐鎮京師。
做為伴君出行的主帥，杜文煥直到出發之時才獲知了此行的大致路線，然後就開始不淡定了。從德勝門一直猶豫到快進入昌平鎮，才鼓足勇氣提了出來。
“怎麼，你也覺得與英宗睿皇帝走同樣的路線不吉利？”類似的話題洪濤這些天已經聽王安、張然、葉向高等人說過無數次了，連袁可立也沒完全支援。
從京城去陝西大體上有三條路可走，南二北一。最南邊可以先從大沽口上船，入黃河換乘內河船，由縴夫拉著一路向西抵達西安。
這麼走比較舒服，反正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船上，中途只在三門峽附近下船走一段。缺點是繞路，時間長，且花費巨大。
進入黃河之後要由縴夫拉著船逆流而上，船隻數量少還能承受，近六千軍隊需要小百艘內河大船才能裝得下，縴夫至少也得幾千。
中間一條路走起來比較費勁，要穿過太行山去太原，然後從平陽府渡過黃河抵達延安府。太行山雖然有號稱有八陘的通道，可不管哪一條都是在山溝子裡曲折前行，中途又沒有比較大的市鎮，很是艱苦。
北邊的路徑應該是最合適大軍通行的，出德勝門向西北，過居庸關走延慶右衛，經保安州抵達宣府鎮。
從宣府鎮向西就進入了山西大同府，轉向南到太原府，再向西從吳堡西渡黃河就是陝西綏德。由此往北可以通榆林，向南可以到延安府。
京城到宣府鎮這段路基本就是後世川藏高速公路的北京段，沿途只有居庸關一段比較險要，卻也通驛道，還不乏大中型城鎮補給休息。
洪濤選擇的恰好是這條路，按說是最穩妥的，為什麼那麼多朝臣包括杜文煥都要再三反對呢？
其實他們也不是反對，只是膈應。土木堡之變的明英宗朱祁鎮就是沿著這條路御駕親征的，結果過媯河剛出延慶就在土木堡遭遇了瓦剌也先的主力。
但在洪濤看來，這場影響了大明王朝之後走向的變故，並不是地理原因，而是人禍。土木堡之變很可能是大明朝廷內部文官集團和武將勾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