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一方面對代表了正統地位的朝廷缺乏真正的認識。
城市平民們則不同，在他們所處的環境裡，對他們進行剝削和壓榨的人，就是朝廷的官員以及官僚貴族集團的附庸勢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非常清晰的把矛盾的矛頭對準封建王朝。
不過從現實的角度講，不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平民，他們本身雖然都明確的意識到統治階級的反動性，可是在一般情況下，在生存危機沒有爆發出來的情況下，他們還是願意在封建統治階級制定的規則和秩序下過平靜的生活的。
造反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生存危機實實在在的爆發，如果不是生死存亡擺在眼前，如果不是清楚的認識到只有打破統治階級的規則和秩序才能獲得生存物資的情況下，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平民，他們都是不願意採用暴力手段反抗統治階級的。
不過就像農民們在清醒的認識到佔有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的地主已經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存之後，發動暴力手段打擊地主獲得生存資料一樣。城市平民，因為生活在統治階級的核心區域，他們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統治階級對於他們的態度。並針對這種態度做出相應的反應。
在充分的認識到統治階級毫不在乎他們的死活之後，在充分的認識到除了使用暴力手段打破現有秩序才能獲得生存資料以後，城市平民的表現，要比農民們的表現更加堅決更加徹底一些。
孟子“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觀點雖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解釋和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的。但是這樣的辯證關係，也適用於城市平民和封建朝廷之間。
因為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繁榮，明王朝的城市平民和統治階級的關係也是在不斷的被簡單化的過程。
以大明王朝的統治中心北京城為例，三大營十二衛總數將近二十五萬左右的京營士兵，到明朝末年，已經全部從武裝力量淪為城市平民了。
這些人既沒有田地，也沒有固定收入，在北京城裡是最徹底的被僱傭勞動者。這些人的存在，在經濟危機嚴重的明朝末年，對於明王朝來說完全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
到1630年，不斷發展和壯大的復興黨工業集團，在經濟上已經對大明持續進行了十年左右的影響。大量的白銀因為復興黨的工業品傾銷從全國各地區被吸收到復興黨的銀行裡。大量的糧食，在全國範圍內被複興黨吸收和儲存。
與此同時，持續了上百年時間的西方白銀輸入，因為美洲的銀礦資源的枯竭，開始進入大幅度萎縮的階段。
從江南到中原，一方面是因為糧食減產和復興黨的糧食政策導致的嚴重糧食危機，一方面是因為復興黨大規模工業品傾銷導致的嚴重通貨緊縮。明王朝本來就存在的巨大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
在農村是因為自然災害和土地兼併產生的大量破產農民。他們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農民造反軍勢力在陝西山西河南和山東西部活動。
在城市裡，則是因為復興黨工業競爭導致的經濟危機產生的大量失業城市平民。江南地區和中原地區的主要城市裡，此起彼伏的民變和兵變，成了明朝末年各大城市的主要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平民一方面失去了工作失去收入，另一方面則是糧食價格的不斷上漲和糧食供給的全面萎縮。因為商品經濟繁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城市平民直接面對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宋狗子這樣的平民領袖，才會不得不帶領北京城內那些同樣是沒有生活來源的城市平民一起鋌而走險的做出搶劫皇親國戚的產業這樣的事情來。
要知道，在嚴重的生存危機面前，全面貧困化的城市平民是絕對不憚於和封建統治者對抗的。
只不過無論是身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