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在向陽院裡，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那就是憶苦思甜。痛訴萬惡的舊社會，地主老財如何殘暴地剝削貧下中農。當時我們院長風琴每講必哭，我也跟著不停地流淚。每每講到榮兒的爸爸——風琴院長的弟弟——因窮沒醫眼病，眼睛裡爬出許多條長長的蛆蟲，擠得整個眼瞼都翻了出來，就在這種情況下，還得去給地主放羊、放牛，否則就不給飯吃。榮兒就會將牙咬得咯嘣咯嘣響，舉起小拳頭髮誓：一定要為爸爸報仇，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永遠不和地主老財的狗崽子玩。
那時，小朋友的心目中都覺得地主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人。每個小孩都知道，天下有一個大地主劉文彩，還吃人奶。周扒皮半夜雞叫。可我們村的兩位地主，我認為，怎麼著都沒那麼可恨。反而比較勤勞。兩位地主老老實實的接受貧下中農對他們的再教育，榮兒常常和其他小朋友拿小石子或小土坷垃往正在掃大街或挑牛糞的地主身上扔，嘴裡還要說：地主，老財，萬惡的舊社會！每每這時，我會阻攔榮兒，榮兒急了會罵我叛國投敵，忘了階級苦。我就會以武力來治服榮兒。
接下來，我們用了一年時間排練頂碗舞和筷子舞。這兩種舞蹈是典型的蒙古舞，應該是每一個蒙古族小姑娘都必須會跳的舞。但跳得好，跳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卻非常難。 風琴院長跟隊部申請了一百隻瓷碗和二十把竹筷子。這可是頂碗舞和筷子舞的重要道具。光是碗我就摔碎了二十多隻，才算頂住了，但能達到如無碗的境界還需要更多的碗。一百隻碗也架不住我們四個小姑娘練的，這算是比較賠錢的舞蹈了。
編舞的活兒是我的姑表姐斯琴高娃來幹。她能歌善舞，後來真成了縣歌舞團的一名演員。現在姑表姐斯琴高娃早已移民海外，嫁給了一個二流的作曲家。我已經二十多年沒有見到她了。只在大姑家見過她和她那洋鬼子丈夫生的兩個小洋鬼子的照片。就連我大姑過世，高娃也沒有趕回來，說是又生了小三，沒辦法回來，這生和死趕到一塊了，那生離死別的事好像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據說，風琴院長也已經過世了，只有向陽院裡的歌聲和舞蹈還留在我的記憶裡。
雖然那稚嫩的童聲已被那滄桑而又頗具磁性的聲音湮滅，那輕盈的舞姿也被行色匆匆的都市人的腳步踏碎。但記憶卻像樹的年輪，無法抹去，而且記憶從不撒謊，真實、鮮活，彷彿就在昨天，那毛氈靴踩下的深深淺淺的腳印還在那兒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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蝨子
有一次，我問兒子：你知道什麼是蝨子嗎？兒子回答：電視上見過，非洲雄獅，在北京動物園也見過。看來這一代孩子是不知道蝨子為何物的。
我相信出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人，恐怕都有長蝨子的經歷吧！有句俗語叫：窮生蝨子，富長癩。人窮缺衣少穿的，沒有換洗的衣服，不生蝨子才怪呢！蝨子這種寄生蟲大概自有人類之始就存在了吧。在大講愛國衛生運動，消滅“四害”：蒼蠅、老鼠、蟑螂、蚊子，不包括蝨子的口號下，全民展開了愛國衛生運動，我們村也不例外。蝨子沒被列為“四害”之一，這大概是因為“四害”是傳播疫病的媒介，而蝨子只不過是寄生在人身上的小不點兒，只關乎癢，不關乎痛，亦不傳播疫病。
那時候，村裡雖窮，沒有太多換洗的衣服，但不缺水，只要勤勞一點，常常洗澡，也不會生蝨子。勤勞一點的母親會將孩子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至少，身上少生蝨子或不長蝨子，頭髮上也不生蝨子和蟣子。就在我小學同學中，有一個孩子叫王景峰，他的媽媽早早就生病去世了。他上邊有兩個哥哥，其中有一個哥哥是小兒麻痺症，只能在地上爬行。還有兩個小妹妹，父親一個人照顧五個孩子，又當爹又當娘，自然是照顧不好。記得王景峰在我的前座，他好像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