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賦於國家。而不均者，尤以陝西最甚。所以亂出於秦而及於河洛，終蕩天下。此稅弊也。”
“七藩弊。成祖虛郡縣以實中樞，中樞安而四藩皆窮。守臣以銖厘不足以紓困、有寡兵不足以禦敵。故烈廟中樞一潰則四方崩解，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不能以為干城，致有衣冠之難。此藩弊也。”
“八吏弊。國家以籍官治郡縣、籍官以胥吏治鄉里。胥吏世代相襲，籍官曆年迭易。故名雖令尹，實多昧於其政，困於胥吏。經年累患，至律令不行而政淪於賄矣！此吏弊也。”
“九義弊：善大言而不敏行者，古時稀也；好名節而能身踐者，今世罕也。平日鹹以聖人自任，責人之過，謾若仇寇；及臨難時，或走或降，腆然不覺其恥。此義理之亡，是義弊也。”
第一千三十四章 吳三桂安敢害我太上皇！
顧炎武提出的“九弊”說到了明末的症狀所在，周士相在廣東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針對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顧說的“學弊”，就是現實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聖人當年從不談心性命理，只談興與取捨，時有六藝一說，而今程朱理學，卻棄實就虛，只高談清唱，而不務實事。具體到科舉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後國家便由一幫不通世事，只會八股的書生治理。而為官理政，大小事務無一不務實，這幫八股官員之前從未有過實務，如何能做得了事，從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說“學弊”和“吏弊”是因果關係，因“學弊”而生“吏弊”。
顧炎武道：“欲要解決學弊，重在改制，改科舉制。棄八股，而行算術、刑律、曆法、農事、兵事、工科等，國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術業有專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條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於掌中。”
周士相深以為然，將之前在廣東推行的科舉改革撿要點與顧炎武詳說，從童生入學啟蒙教材至大學堂彙編教材，無一不是貼切實務。又提及當初廣東開辦鄉試，所錄舉人皆至大學堂學習三年實務，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職不為主官，而以“實習”身份於各有司協辦聽辦，以一年為期，考核無誤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現在江南各府進行的“清欠”，不僅士紳階層大受打擊，依靠士紳特權被壟斷的府縣六房也幾乎是被連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聽從於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從廣東調來的“新官”，這些官吏現在是推行“建村設鄉”的主力，將來則是整個朝廷的根基。
用顧炎武的話說，周士相在廣東辦的新科舉及大學堂等制度，儼然就是一座山門，若要比較的話，倒和當年的東林書院很相近，只是二者所教一個為虛，一個為實，一個提倡實務，一個提倡清流。只要山門在，那麼可以預見，將來整個大明朝的官吏便盡為此山門所出，日後便是周士相不在，這些新式科舉出來的官員們也會將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動的繼承下去，因為這是他們的根基所在。動搖了新式科舉，就是動搖他們自身。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鑑了前世的“公務員”制度，學生所學更是建立在前世教育基礎上，顧炎武畢竟是當代之人，見識再廣也難以超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說法都讓他很是吃驚。細一思索，卻是條條切中時症，比他原先所設想的更要周全，不禁讓他對周士相刮目相看。
論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顧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監生，二人倒也談不上誰高誰低。論思想和學術，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顧炎武，但論見識，卻又強出其無數倍。顧炎武十數年來總結出“九弊”，周士相卻早已經著手落實。雖其中有些手段過於強硬，暴力，是良藥，可也是猛藥，糾枉過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藥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說，廣東鄉試後很多中舉的讀書人不願入大學堂學習，只想立即去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