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重要講話。他根據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峻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和反革命顛覆的問題做了系統的論述。他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還可能喪失政權，無倫怎樣千頭萬緒要永遠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馬列主義的根本觀點，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是怎樣掉的。他還揭露了“彭、羅、陸、楊”“四家店”的“反革命”罪行。
當時的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四 真假顛倒 “浩劫”伊始陷泥淖（五）
經過上述理論武裝、思想準備、輿論鋪墊，“革命”行動開始了。
於是，北京首先出現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大標語；於是，從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區，各行各業、各單位的各級領導機構中揪出了一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於是，中國眾多的專家、學者、教授、文學家、藝術家、知識分子、文化人被打倒，被批鬥；於是，文化領域各界全部被無產階級“佔領”。
對於上面所說的情形，做為我這種還沒有走上社會也不太瞭解社會的小小青年是又驚又怕，亦憂亦喜：紅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竟有這麼多階級敵人，感到特別驚訝；那些人竟然鑽到了黨、政、各界的領導機關，還掌握了那麼大的權力，感到非常害怕；這些人終究被挖了出來了，就不怕政權被篡奪，不愁黨變修、國變色、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了，感覺到無比高興，好像“運動”已經大功告成了。其他人，那些老人們、大人們，那些高階幹部、一般幹部，還有廣大普通群眾，他們都做何感想呢？我想他們絕大多數和我是相似的。
然而，事情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這一切並不符合偉大領袖的意圖——沒有將鬥爭的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他看來，這是一些領導對運動不理解的表現，這是一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卑劣伎倆”。於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又著手發動更大的攻勢，他們之中有些人直接到學校裡發動既富革命激情又單純幼稚的學生，因為他們看準了這隻生力軍會為其所用。據說北京的幾位學生領袖之中就不乏與中央*領導小組的人有直接聯絡者（這是以後知道的）。於是，五月二十五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聶元梓等七人寫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偑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五月二十九日清華附中“紅衛兵”應運而生——這是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於是，《人民日報》在五月三十一日改了組。緊跟著改組後的《人民日報》六月一日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神蛇》，當晚八點鐘全國各地廣播電臺播放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陳伯達寫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還有社論《觸能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這篇社論指出：你是真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的“文化”的“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
這社論就像一支支響亮的號角，強烈地激盪著每個人的心靈。在那個特定的年代，除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地、富、反、壞、右分子”，誰人不願意以行動證明自己是“真贊成社會主義革命”呢？事實上即使所謂的上述幾種人也紛紛積極地去證明自己，表現自己。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中央對於這張大字報的積極態度：中央*領導小組立即熱情支援了這張大字報；《人民日報》不僅全篇發表了這張大字報，並稱之為“中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