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陽七年初，因為太皇太后駕崩暫停的科舉恢復，與丁未年的殿試一樣，皇帝再次親自到場主持，策問的題目也再次離經叛道。給出戶部統計的十年間廣東稅賦數目，讓考生總結規律並給出結論。
萬曆二十八年，夏秋糧稅總計2600多萬石，廣東的官民田畝面積只佔全國的2%左右，糧稅不到60萬石。做為唯一允許對外貿易的港口，廣州市舶司全年番舶抽分居然只有7萬兩。
從萬曆二十八年到景陽三年，廣東的稅賦每年都差不多是這個數字，趕上天氣糟糕數量少一些，風調雨順則高一些，大差不差。
市舶司的番舶抽分乾脆連天氣原因也省了，低則5萬高不過8萬，就算加上很大一部分是實物稅收，變現之後也絕超不過20萬兩白銀。
但這種平穩的狀況在景陽四年被打破了，糧稅依舊如初，還稍有下滑，52萬石。但番舶抽分足足翻了五倍，現銀加上貨值總計達到了100萬兩。另外商稅也增長了三倍多，不過由於之前基數太小，三倍之後仍不足萬兩。
有沒有可能當年朝貢的番邦船隻比較集中，或者佛郎機人採購貨物的量比較反常呢？不用猜，看看資料就明白了。
從景陽四年到景陽六年，三年裡番舶抽分一年比一年高，去年已經突破了150萬兩。商稅同樣一直上揚，突破了5萬兩，連糧稅也跟著走高，達到了80萬石。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並不富裕的廣東突然間成了賦稅大戶？會試過關的400多名貢士經過一整天冥思苦想，能給出答案的不足兩成，而答案靠譜的不到十個。
當然了，貢士們就算交了白卷照樣不影響成為進士。按照大明律規定，殿試是沒有不及格一說的，無非就是頭甲、二甲、三甲排名的區別。
兩日後辛亥科狀元、榜眼、探花新鮮出爐，有意思的是其中兩人皆來自廣東。而在二甲之中，廣東、福建、廣西、浙江等地的貢士數量很集中，名次還很靠前。
那為什麼這些地方的貢士策問成績普遍明顯好很多呢？答案很簡單，近水樓臺先得月。
來自廣東、福建的考生對廣東這幾年發生的變化不光知道可能還親身體驗過，廣西和浙江的部分考生也透過不同渠道聽說過。所以回答起來能抓到點脈絡，不會無的放矢。
而來自其它地區的考生面對新鮮事物，既沒見到過也沒聽說過，腦子裡根本沒有概念，大多數回答的都是驢唇不對馬嘴。
其實答案很簡單，就四個字，李贄新政！
李贄是景陽三年八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的，十月抵達之後馬上開始推廣番薯、番麥和甘蔗種植，同時對建造榨糖廠、釀酒廠也予以鼓勵。
只用了一年時間，兩廣地區的農業沒啥起色，可對外出口金額翻了好幾番，連帶著廣東、福建和廣西東部地區的手工業也一起繁榮了起來。
去年初，當袁應泰和李如梅聯袂赴任廣東之後，新政鋪開的速度馬上加快了不少，不光讓手工業更上一層樓，還把番薯和番麥不佔好地、少佔勞力、產量穩定的特點發揮了出來，帶動農業資料也有所提升。
除了少部分官員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和百姓根本不知道新政背後站的是皇帝，甚至不知道有新政，他們只關心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誰讓他們吃飽飯、掙到錢，誰就是好官。於是李贄就從胡搞亂搞的外鄉人，變成了當地人交口稱讚的青天老爺，絕口不再提當年的咒罵和抵制。
此時新政在廣東，尤其是肇慶、廣州一帶屬於潮流所向，從農戶到商人、從地主到士紳，誰要是沒挖空了心思去琢磨該怎麼多種點李總督所說的經濟作物、開辦個工廠啥的，誰就會被人戳脊梁骨，罵成二傻子。
就算還有一部分比較保守的地主士紳工匠農戶不願意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