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
“難道我沒有說話的權利嗎？”
徐浩東微笑著說：“你當然有，你當然有說話的權利，但前提是你要先尊重我說話的權利，你可以向會議主持人李繼國同志提出，我相信在我發言結束以後，他會給你充分發言的機會和時間。”
dai li市長李繼國點著頭說：“沒有問題。”
徐浩東這時站起身來，繼續他的長篇大論，“同志們，作為經濟學愛好者，我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有一點認識。公道的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席捲全球，助進了全球經濟的發展，這是值得肯定的。我也不否認，邱與可留美歸來，在國內積極宣傳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實際上他只是一個經濟學愛好者，而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別的發明，他只是一個翻譯者、引進者和鼓吹者。”
“上面說過，隨著拉美各國採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國家的破產，新自由主義經濟走入了尷尬境地，眼下全球金融危機，更將新自由主義經濟逼到了牆角。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過於強調市場的作用，忽視了政府理應承擔的責任，主張全面和大力消減福利。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非常危險，民眾的利益無法透過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家寡頭經濟和資本寡頭經濟並存，貧富兩極，剝奪了民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本該得到的利益。”
“邱與可的最大特點，就是在任何問題上，都採取機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標準，固執地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就是對的，就是萬能的。我不能說他是別有用心，只認為他學經濟學沒有學到家，也就是說，邱與可缺乏應用經濟學知識的能力。一個經濟學家，無論他秉承的經濟學理論正確與否，他都應該按照他的理論、遵循他的理論框架下的邏輯，去解釋經濟現象和提出合乎邏輯的建議，而邱與可恰恰缺乏這個能力。”
“以公路堵車為例，現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車問題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的，堵車問題也由此成為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邱與可認為，市場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我國應該收費上路，只有實行收費，才能解決堵車，以達到社會的擇優分配。 從現實邏輯上看，邱與可的解決方案是荒唐的，因為全世界十四萬公里的收費公路，有十萬公里在我國，收得不能說是少，可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收費卻還不堵車。很顯然，堵車與收費與否沒有必然的聯絡，如果一定要聯絡，應該得出收費過多導致堵車的結論。”
“我們不討論堵車的原因，只分析根據邱與可的理論能不能匯出邱與可的收費結果。要解決堵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規定駕車違法就一把火將車輛付之一炬，顯然這個方法並不可取，解決堵車問題不是最終追求的目的，是要尋找合理的途徑達到最佳平衡。邱與可是透過價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擬製車輛消費和減少車輛出行，根據他的擇優分配的原理，個人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在成本增加的情況下，顯然會選擇成本低的方式，減少對qi che的消費，路自然就通了，同樣的，按照擇優分配所說的繼續延伸，由於個體的利己行為，會使整體也就是社會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而，在這個個案中，社會成本卻增加了，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車輛使用者，成本都將明顯上漲。由於減少了qi che消費，qi che生產企業以及與qi che消費相關的企業利益均將受損，受損的利益也是社會成本，而因為堵車造成的損失，只不過是簡單地轉移到其他行業。如果有量的分析，轉移後社會所承擔的成本相信超過了堵車的損失，根本得不出邱與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論結論。也就是說，邱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