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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應過要去拜訪他的。”
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說：“是有這麼回事，上校。不知為什麼我沒去。”他還在看“小狗”，上下打量著他。這時候，“小狗”開口說話了。
“有個好開頭，就不怕什麼晚不晚的，”他說，“我很高興跟您交個朋友。”
我發現，“小狗”在這個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時那股銳氣，講起話來畏畏縮縮的，不像他在佈道壇上那樣聲若洪鐘、斬釘截鐵。平時他宣讀《布里斯托年鑑》的天氣預報時，總是那麼聲色倶厲，咄咄逼人。
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再往後就是那天夜裡的事了。當時，人們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傷員，可他卻連門也不肯開。人們這才高喊出那個可怕的判決（現在我正在阻止人們執行這個判決），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命，他才得以活到今天清晨。
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我想起了幾年來一直想打聽清楚的一件事。我對“小狗”說，我還要在這兒跟大夫說會兒話，請他先去找當局說說情。剩下我們兩個人的時候，我問：
“告訴我，大夫，那個孩子怎麼樣了？”
他木呆呆地說：“什麼孩子，上校？”我說：“你們倆的孩子。離開我家的時候，梅梅懷著身孕哪。”他平靜地、不動聲色地說：
“您說得對，上校。您瞧，我把這件事都給忘了。”
爸爸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他說：“‘小狗’要是活著，一準會用皮帶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拴到這兒來。”從爸爸的眼睛裡，看得出他正強壓著激動的情緒。我們等了快半個小時了（現在大概是三點鐘）。等的時間愈長，我就愈是擔心。孩子那種忐忑不安、六神無主的表情（他好像什麼都不想問），那種和他爸爸一樣的無動於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教我擔憂。我的兒子似乎就要在這個禮拜三的熾熱的空氣中消散得無影無蹤了，就像九年前馬丁從火車的窗戶裡揮動著手，一去不復返一樣。如果孩子愈長愈像他的爸爸，我的全部心血就算白費了。我祈求上帝保佑他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和普通人一樣有體積、有重量、有膚色的人，但這毫無用處。只要他的血液裡有他爸爸的細胞，一切都是枉費心機。
五年前，孩子和馬丁沒有絲毫共同之處。但自從赫諾維娃·加西亞帶著六個孩子（其中有兩對雙胞胎）回到馬孔多以後，這孩子就越來越像他爸爸了。赫諾維娃發胖了，也老多了，眼睛周圍出現了幾條青筋，原先光潤潔白的臉顯得有些腌臢。那群小雛雞穿著白鞋，襯衫上鑲著蟬翼紗的花邊兒，圍著她嘰嘰喳喳，歡蹦亂跳，她感到很幸福。我知道，赫諾維娃是和一個木偶劇團的導演私奔的。看到她的孩子，我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厭惡。孩子們活動起來直胳臂直腿的，好像被一個總開關操縱著。六個孩子個頭都很小，一個個吵吵鬧鬧的，鞋子、衣服上的花邊也是一個式樣。赫諾維娃的身上掛著不少城裡人的飾品，在這樣一個淹沒在塵埃中的敗落小鎮上，她那雜亂無章的幸福讓我感到悲哀。她裝出很幸福的樣子，一再抱怨這裡的生活條件太差，據她說，在木偶劇團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種生活。然而，她的一舉一動中卻蘊含著某種苦澀，教人看了覺得滑稽。
一見到她，我就想起昔日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