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同行都經常對其出身表示不屑，因為靠關係作生意在資本主義社會畢竟不是主流，這裡面太容易產生不能見光的東西了。當然，卡萊不會管這麼多，這家big name投資公司仍然把作軍火生意的那套作派原封不動的保留了下來。反正賺到錢才是王道，你管老子咋賺的！
Christy回美國去以後，在卡萊整整呆了3年。剛開始其實也是普通職員，但是卡萊這種純粹的資本公司本來人就不是很多，而且因為這家公司的“華盛頓背景”，幾乎全是白人，她當時是裡面唯一的一張亞洲面孔，所以一直就比較打眼。再加上她自己也很努力，後來慢慢的就成了一個總監的秘書，再後來成了公司董事會一個“重量級人物”的助理。
時間到了1995年底，Christy的命運突然發生了巨大改變：他在臺灣的生父去世了。
生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部下都紛紛趕回臺北參加後事，在香港的養父也提前到了臺北，但是不管這一幫子人如何據理力爭（因為Christy的媽媽在生前認識他們很多人），生父現在的整個家族都仍然一句話“不可能讓她出現在葬禮上！那會變成頭版頭條！”一些不相干的關係人物也從中調停“要為X公的清譽著想。。。”僵持到最後，Christy在美國都已經上了飛機，生父家族那邊才終於決定由主事的大兒子去桃園機場見面。
Christy中午下飛機，立即就被從來都沒見過面的大哥“攔截”。沒有人知道他們倆在候機樓的咖啡廳裡談了些什麼，但其實可以理解的：Christy在面對年齡完全可以做他父親的大哥時，應該還是有很多話無法講出口，也有很多辛酸只能深埋心底。。。幾小時後，她又踏上了回美國的飛機，連候機樓的門都沒有出。走的時候給養父說了句話“一輩子也不會再回臺灣！”
生父的去世給她的命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轉折。後來一些在美國的GMD遺老“頭面人物”給了她很多照顧，如果要算的話，這就是她唯一能算沾生父的光。這些生父故人給予的照顧都是些人脈關係，再加上卡萊的那個“重量級人物”引薦，半年以後Christy就直接進入了前面我們提到過的美國“總BOSS〃的勢力圈子，開始在某家族基金會擔任特殊聯絡人的職務，把住處搬到了紐約，每週都華爾街—華盛頓來回跑。
時間到了1997年，Christy接手了總BOSS〃直轄”的一個基金。這個基金是由XX家族基金、卡萊、XX銀行等一攤子總BOSS的小弟共同出資，決策委員會里面全是big name。這筆資本成立的目的只有一個：代表一些利益進入中國；成立的原因也只有一個：他們有了Christy這個具體的執行人。
1997年底，Christy回到了香港。她採取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獨闢蹊徑：並沒有大張旗鼓的扯山頭，那樣做鐵定會寸步難行，而是選擇已經在中國大陸紮下根的美國五大會所作為“跳板”（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巧妙的idea，我後來甚至都懷疑這是美國那邊想出來的辦法，而不是出自Christy自己）。
對於五大（現在的四大），相信在裡面做到過一定level的兄弟姐妹都明白：他們在中國賺錢是一個主要目的，還有一個非常隱諱的目的就是“幫助”有需要的各大外企。什麼需要？我們首先說一點，在中國賺了錢的公司，不管你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沒有任何一家敢說自己沒有違反過、並且在將來數年也不打算違反中國的經濟法規！因為在中國目前的整體環境下，100％的守法經營是不可能賺到錢的，收入再多都會變成各種各樣的成本。。。所以每家公司隨時都在變著花樣和政府作對，國企靠和上面“博弈”賺錢，民企靠關係硬膽子大賺錢，那外企呢？畢竟在人家的地頭上，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