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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復活節來臨之前，媽媽在巴黎的一座教堂受洗皈依天主教，諷刺的是Jon打小就是聖公會教徒，不過不管了，至少在我眼睛裡，他們信仰的差不多。週末，我陪她去了一趟Lourdes，傳說那裡教堂公園的聖水可以治療一切殘疾和病痛。我不信教，很知趣的站在外面，一直到媽媽拿著大大小小十來個灌滿聖水的礦泉水瓶子出來，聲稱要送給誰誰誰、誰誰誰和誰誰誰。在圖盧茲機場上飛機的時候，這些裝滿無色液體的瓶子不出意料的引來懷疑，被要求每一瓶都開啟喝一口。我也幫忙喝，瓶身上印著聖母像，瓶口蹭上了我一點點淡淡的口紅印。走上飛機的時候，不知道還來不來的及，有一秒鐘時間，我在低頭許願，我要他回來。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我盼望他的來信，郵戳告訴我他正穿越歐亞大陸，離巴黎越來越近。同時也害怕。怕有有一天，信裡的話變了，或者在我不知不覺間，已經開始變了。我反覆的讀那些句子，恨不得拿卡尺來量其中的深淺。
5月份，最後幾門考試陸續開始了。除了一門法律，其他都拿到不錯的成績。商業計劃的那門課是口試，安排在最後。之後就是找實習，和寫論文了。Bouche那張臭嘴照例把我們辛苦做出來的東西好一頓嘲笑，特別是財務方面。我又沒忍住，嘲笑回去。從辦公室出來，街上盡是反美遊行的人群，打鼓的，推童車的，舉標語的，大喊：“Bush； assassin。” 好像在暗示我們這門課要當掉了。
最後成績下來，卻出乎意料，我們拿了全班最高的分數。Bouche改了計劃書裡很多地方，在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道：La reve continue。 夢想在繼續。當然計劃的小組成員最終各奔東西，Mathilde在里昂一個畫廊找到工作，Nicolas回到法律界工作。而我請Benedicte幫忙，想在巴黎找一個藝術經理人的辦公室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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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很快找到了，還是朱子悅幫的忙。5月中旬開始上班，工作地點在拉丁區一棟華麗的老房子裡，同樓的基本都是設計師沙龍，還有一間律師事務所。工作是跟著一個有名氣的藝術經理人學習為藝術家尋找觀眾和提攜著，組織各地的巡迴展出，藉助媒體做臺前幕後的商業炒作。跟我學的專業很合，fairly paid，不過我覺得我可以做更多。
早晨8點的巴黎地鐵站完全不是遊客們通常看到的慢悠悠的樣子，人們睡眼惺忪，但腳下不閒著，在自動扶梯上走的更是健步如飛。在哪裡進站，哪裡倒車，哪裡出站，哪裡轉彎，根本容不得你看指示牌，放慢腳步哪怕半拍就可能被後面的人撞到。
我每週35小時工作，年假有20天之多。除了寫論文，我還有時間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算了一下，實習的收入足夠生活，手頭還剩下約1W歐元的積蓄。在對著。apce。研究了一個禮拜之後（法國一個幫助創業的網站），我意外的有了一個新的合夥人，Benedicte。她拿到律師資格之後沒有進大的律所工作，一直在為一些沒有名氣的藝術家代理智慧財產權的官司，幾乎沒有什麼收入。她對我那本裝幀精美的作業本里的計劃非常感興趣，這正是她想做的事情。這個新的合夥人也帶來了新的投資，她沒有積蓄，但在蒙瑪特附近有一所房子，沿街，兩開間門面，上下兩層，她父親給的，出租的收入供她生活。地段很好，可以收回一半來做辦公室，迷你展館和註冊地，同時也可以抵押，帶來更多的啟動資金。
那個晚上，我們盤腿坐在我公寓裡的超大號床墊上，聊到很晚，越來越覺得這不完全是件異想天開的事情。第二天，我們這兩個同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