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名氣大了，就總愛表現，這位局長在任上可謂“花樣百出”。上任不久，他便讓分局所轄的所有部門都普及了電腦，實現了內外聯網，據說此舉在當時還是全國首例，這倒無可厚非。但讓我們記者看不過眼的是，他還在分局專門成立了一個獨立部門——“新聞中心”，攝像機、非線編輯機等一應俱全，還招攬了一些專業人才，恐怕辦個電視臺也不成問題了。所以在該區的一些案發現場，你總能看見著警服，扛攝像機的人晃來晃去，比我們記者還牛X呢……
“今晚的抓捕行動，不會也跟個警察錄影吧？”我這樣想著，就到了站前派出所。劉所長剛好在，把車票遞給我時，他免不了寒暄：“方記者，咱們就算認識了，今後所裡有什麼宣傳，少不了麻煩你！”我也只好客氣：“沒問題，有事兒您言一聲兒！”“以後買個票什麼的，打個電話就成！”“那我就先謝謝您了！”我說著，把數完的三張票錢遞給了劉所長。
出了派出所的門，我掏出三張票來看了看，終點站都是北京，還真不錯，兩張下鋪一張中鋪，都挨著。“看來這張中鋪就是我的了！”我心想。是的，三天後，我將踏上去北京的行程。
劉浪結婚前寫了一篇“怪病女孩”的稿子，說的是一個13歲的女孩兒，三年來一直莫名其妙地發高燒，動不動就42℃，而女孩也沒有什麼特別痛苦的感覺，只是不舒服，整天提不起精神來，因而誤了學業。雙雙下崗的父母，為給女兒看病，幾乎把家底都賣光了，省城的大醫院也幾乎走遍了，可就是找不出病根兒來。劉浪寫這篇稿子幫著呼籲了一下，可也沒什麼結果，就放下了。誰知，昨天北京一家公司突然打來電話，說在網上看了報道，很同情不幸的一家人，他們願意出全部的費用，讓小女孩到北京去看病。
憑著多年養成的職業敏感，我不排除這家公司的善意，但藉機炒作是百分之百的了，不信你就瞧著，等女孩兒到了北京，肯定有許多媒體跟蹤報道。而由我們報社出面送女孩去北京，也不失為一種炒作自己的好機會，何樂而不為呢？於是主編當即慷慨拍板：“來往的路費由我們出了！”並決定派一個記者跟蹤採訪。可剛婚了的劉浪正和老婆在雲南旅遊度蜜月呢，孫燕就決定讓我去。
孫燕是一番好意，想讓我帶著女朋友藉機到北京玩一圈，她哪知道我的處境啊？劉艾麗我是不能帶，趙婷我也是帶不走的，我要去也只能單槍匹馬。再說了，北京那家公司也蠻怪的，法定假日也不休？就不能往後串一串？這個時候去北京能玩得舒心嗎？人猴兒多的，每個人搬一塊長城磚，頃刻間，我們中華民族那個幾千年的文明見證就沒了；物價也猴兒貴的，若把哄抬起來的差價攏在一起，恐怕也能砌一座新長城了。可我又一想，雖然我們報紙在十一期間會變瘦，一部分記者可以休假，但我恐怕不在那部分之列，在哪兒不是工作呀？我還是答應了。
我們報社沒有派記者到省外採訪的習慣，所以這樣的機會也難得，來報社5年了，我只跨省採訪過一次。我也說不清了準確時間，反正是張學良先生的夫人趙四小姐去世後不久，我去秦皇島採訪剛參加她葬禮回來的她的親侄子。那次採訪，我在老人家裡，和老人詳談了整整一個下午，老人講述的一個細節讓我至今還感動：他本是去美國參加姑父張學良的百年壽辰，因為簽證耽擱了，沒趕上，誰想卻趕上了姑母趙四小姐的葬禮。他到的時候，正好是姑母嚥氣的時辰，當時，坐在輪椅上，已老太龍鍾的張學良就握著趙四小姐的手，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輕輕地說了一聲：“她走了！”
打車路過省城最繁華的商業街時，藍寶大廈那幾條從頂層直直垂下的綵帶在夕陽中飄舞著，格外美麗。我看了看錶，已經5點多了，我的心忽然怦怦地跳起來，會是怎樣的一次抓捕行動呢？是抓殺人犯，還是抓販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