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聯大，所有人都圍著他們轉，他們的孩子自然成為28箇中最被寵愛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長迅速成為被審查物件，她從“高幹子弟”又一下子變成“可教育好子女”，28個孩子都跟著她一起提前結束學業回國。回國時，她的行李被檢查，在美國買的《福爾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書被抄沒。在機場，別的孩子都被家長接走，卻沒有人來接她，最後被喬冠華專案組拉回史家衚衕。70年代末的中國還是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審查，喬冠華在後院隔離，父親又不知去了哪裡，洪晃一人在前院門房，也讓她交代檢舉父母的問題。從美國回來時候正是春節前，洪晃這樣描述過她的慘狀：“大年三十傍晚，專案組讓我上街買東西做飯，說讓我到東風市場買點憑本供應的蝦。我到那裡蝦已經賣完，只買到一些蝦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經沒多少人，我只有一個人在街上溜達。最後還是街坊鄰居接納了我，讓我到他們家過了個年。”
可能正是史家衚衕給洪晃童年帶來太多幼小心靈的磨難，才養成了她外表什麼都渾不憐，內在又特別渴求親情的個性。
我媽媽的驚喜
對於一個女兒來說，十六歲之前有個漂亮、聰明的名人媽媽是最值得驕傲的事，而十六歲以後，漂亮、聰明的名人媽媽就成了最大的挑戰。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會想，我媽會說什麼，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向我媽媽證明我沒有給她丟臉，也花了二十年時間向我自己證明我能夠走自己的路。
我小時候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學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來。在我的印象中，週末我們家總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記憶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媽玩的時間多。文革的時候北大的紅衛兵來抄家，我媽媽一把把我抱到最裡面的房間，她緊緊地摟著我坐在角落裡的一個凳子上。一會我爸爸溜進來，他已經被剃了陰陽頭，他是來跟我們打招呼，但是話沒說完就被紅衛兵又揪出去了。
再後來，我爸爸媽媽就都去幹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衚衕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時候九歲，經常在家裝病賴學。就是在我賴學的一個早上，我媽媽的兩個同事來到我們家，說：“起來吧，胖妞，你媽給你安排去住校學校學英文啦。”當時我媽還在湖北的五七幹校，我覺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來就把我的學校給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後才知道，我媽媽是走後門把我塞進去的。那年招生沒有東城區，也不招我這種知識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後一個驚喜是我插錯班了，比別人都小一歲，跳了一年級。這樣一來學校裡沒有一個不知道我是走後門進來的。我在附校的時候，我媽媽被調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場的大喇叭裡面聽見我媽媽的名字，總是在毛主席接見外賓的在場的人名單裡有她。這種廣播越來越多，我的老師們開始對我越來越好，他們開始喜歡和我聊天，總免不了問一句：“你媽怎麼樣啦？”我為我媽感到無比的驕傲，自己也覺得不再是臭知識分子的孩子，而有點高幹子弟的感覺。
就在我還沉醉在當高幹子弟的喜悅時候，我媽媽又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國。等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媽媽已經被隔離審查，關在外交部了。那時候我十六歲。說實話，我當時非常怨恨我媽媽，每次我剛開始熟悉一個環境，好日子剛開始，她就把我扔到一個新的環境裡，我就要從頭來起。
而今天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媽媽那麼狠心教育我，我絕對不會有今天，也不可能度過後來的風風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當然是我，而我媽媽最倒黴，她給我一個機會去培養獨立的性格，後來就獨立得不回家了。
我媽媽至今還是能夠永遠給我驚喜。正當我認為她太懷舊，寫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