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和力綽綽有餘，但威嚴實在顯得不足。
周赫煊把郭泰祺請進房間，讓孫永振下樓端了兩杯咖啡上來，笑道：“等郭兄這次履職回國，就該升任外交部長了吧？”
郭泰祺之前是在外交部副部長的任上，突然調到英國來當駐英大使的，只要他稍微幹出點成績，回國肯定能高升外交部長之職。郭泰祺苦笑道：“弱國無外交，駐英大使又是最難做的，我只希望能稍微開啟點局面。”
“就目前來看，確實有些困難。”周赫煊道。
郭泰祺抱拳道：“周兄熟悉國際事務，又在歐洲享有盛名，還請賜教。”
周赫煊說：“賜教不敢當，一起討論而已。”
郭泰祺熱情地說：“周兄請講。”
周赫煊分析道：“郭兄剛才也說了，弱國無外交。中國就是弱國，所以開展外交的時候，國家實力是完全幫不上忙的，只能依靠別國的情況順勢而為。想要在英國開啟外交局面，必須先搞清楚三點。第一，國際大勢；第二，英國政局；第三，英國社會狀況。”
“周兄此言高屋建瓴。”郭泰祺說。
周赫煊繼續道：“國際大勢不難猜。自從歐洲大戰（一戰）後，諸國列強意識到戰爭的恐怖，因此都不想再打仗，而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更讓各國財政力不從心，綏靖主義大行其道。從這一點來看，想要藉助國聯或者英國政府的幫助來制裁日本，那是決然行不通的。即便日本真的佔領上海，嚴重侵犯英國的利益，英國也最多隻能譴責幾句。”
“正是如此，”郭泰祺點頭道，“但即便只是道義上的譴責，我們也必須爭取，至少我們在外交上佔著理字。”
周赫煊又說：“再來看看英國政局。英國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貿易額嚴重下跌，自由貿易漸漸被保護主義壓制。英國去年率先放棄金本位制，導致今年英鎊匯率瘋狂下跌。再加上英國失業率大增，大罷工運動頻發，各種極左和極右思潮氾濫，現在的英國國王和英國內閣，都趨向於保守政策。他們只願穩定大局，焦點集中在恢復經濟和社會穩定上，不會嘗試任何的冒險行為。”
郭泰祺頭疼道：“這個就更難辦了。”
“所以，郭兄你只能從民間入手。”周赫煊說。
“怎麼從民間入手？”郭泰祺連忙問。
周赫煊解釋說：“不要急於求成，利用一切手段宣傳自己，宣傳中國，取得英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援。然後等待時機，伺機而動。”
郭泰祺默然不語，良久才說：“似乎，也只能這樣了。”
這個道理，歷史上的郭泰祺花了幾年時間才想明白。他最開始走上層外交路線，積極結交英國貴族和官員，可後來發現根本沒有屁用。
無奈之下，郭泰祺只能轉變思路。他不放過任何一絲機會，不管是外交宴會，還是普通場合，只要有他在場，必然想方設法的發表激情演講，從而讓英國人民漸漸瞭解中國、同情中國、支援中國。
於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郭泰祺出名了，被英國民眾視為中國頑強抗戰的形象代表，被英國媒體譽為“出色演講家”，牛津大學甚至主動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南京大屠殺的悲慘事實，就是在郭泰祺的策劃下，在英國迅速傳播開來的。英國迫於日本壓力，曾一度關閉滇緬公路，也是在郭泰祺的努力下，最終答應重開滇緬公路的。
當郭泰祺被調職回國擔任外交部長時，《泰晤士報》如此評價道：“郭先生在駐英大使任內，其代表國家堅定而安詳……郭大使任內履行艱鉅任務，為各方所尊崇。”
只可惜，郭泰祺不是老蔣的人，早年屬於汪兆銘一系。他調任回國當外交部長才半年時間，就因挪用公款和私生活不檢點，慘遭免職，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重新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