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只有長官意志和命令經濟！命令經濟的問題你指出來了，我不持異議。但另一個問題你小夥子想過沒有？放棄命令經濟走向市場，只要遵循市場規律，過渡就比較容易實現；而數理經濟學因其嚴密系統的科學性，根本無法實現這種過渡，只要計劃一中斷，整個系統就會崩潰，蘇聯馬上就要經歷這個崩潰過程！我們的經濟改革在放棄了命令經濟之後，已經不容置疑地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方正剛有些吃驚，“趙書記，這麼說，您……您也研究過數理經濟學了？”
趙安邦手一揮，頗為不屑地說：“我研究過的東西多了，今天不在這裡和你討論！你小夥子還很年輕，知識面比較寬，也有一定的才華，我希望你也能多做些研究！比如，計劃經濟是不是一定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就一定是資本主義？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這些年來創造了什麼，失去了什麼？也可以做些實際研究，比如，西方發達國家新城區開發上都有哪些成功範例？當今世界新城市建設有多少可供我們選擇的模式？為我們寧川的跨世紀建設多少做點貢獻！當然你一定要繼續研究坎託洛維奇和數理經濟學也隨你！”
方正剛聽明白了，問：“趙書記，您的意思，讓我去市委政策研究室？”
趙安邦搖了搖頭，說：“發揮你的專長，去經委經濟研究室做副主任吧！”
這還有啥好說的？他和於華北走得這麼近，於華北又這麼器重他，趙安邦能讓他發揮專長就不錯了！於是，方正剛便去市經委下屬的經濟研究室做了個副處級的掛名副主任，一做就是四年。這其間，他開始深入研究東歐和前蘇聯的經濟轉軌。趙安邦談話時對蘇聯計劃經濟系統崩潰的預言竟得到了驗證，其他類似的東歐國家也發生了相同的崩潰，而崩潰後市場經濟的重建卻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經濟改革程序。他的立場觀點因此發生了動搖和轉變，嗣後結合中國國情和寧川穩步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寫了幾篇頗有分量的論文，有一篇還上了《人民日報》。可趙安邦和寧川市委的大小官僚們就是沒誰看得見，市經委主任換了兩任，經濟研究室主任換了三個，哪次和他都沒關係，他在政治上一直被冷凍著。
這四年是寧川高速發展的好時期。市場經濟在摘掉了姓資的帽子之後煥發出了巨大的活力，來自全國和全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資金湧到了寧川這片熱土上。僅一九九五年簽訂落實的專案利用外資即達三百五十多億，一九九六年更創下了五百二十二億的空前紀錄。平心而論，趙安邦和他的班子幹得不錯，寧川的發展速度不但遠遠把他研究的東歐國家拋在了後面，也把中國大多數發達地區拋在了後面，寧川作為漢江第一經濟大市就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管對老領導於華北的個人感情有多深，面對寧川奇蹟，方正剛都不得不承認：劉煥章和當時的省委用對了人，如果真讓於華北在寧川主持工作，也許就沒有寧川的今天了。
恰在這時，他的機會也來了，省委書記劉煥章從一篇論東歐政治經濟體制變遷的論文中認識了他，建議調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來。省委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馬上找他談話，告訴他，準備讓他任政策研究室一處處長，搞宏觀政策研究。不曾想，趙安邦卻指示寧川組織人事部門拖著不辦，他一氣之下，闖到了趙安邦辦公室討說法——這是四年前那次談話後的惟一一次談話，火藥味仍然很濃郁。
趙安邦還是四年前的老樣子，一臉不加掩飾的譏諷，“方克思，你現在不是要搞宏觀政策研究，而是要搞點微觀研究，深入瞭解中國的國情政情，像主席說的，解剖一下麻雀！我的意見，你最好不要到省委大機關去，而是下基層！”
方正剛惱火道：“趙書記，如果這是你的個人建議，對不起，我不考慮！”
趙安邦不鹹不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