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很少開懷大笑，但是他並不認為梁漱溟先生在家庭裡是一位古板的人。他愛好和人討論，也愛好書法。但他最大的愛好卻是思考問題。梁培寬對此印象頗深：“父親當時做鄉村工作的時候，大家一起談到各自的愛好。有人說喜歡下棋，有人說喜歡旅遊。問到他，他說，我的樂趣就是思考問題。我要有時間的話，就要思考問題。他常對別人說，你看我最閒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著我坐在那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有思想，而且本著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剎住車。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向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種種言論，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但從後來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不能輕易斷言。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梁培恕回憶，這年初夏，父子同遊北海公園，先生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裡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裡。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梁漱溟說道：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中，*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他在講話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須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