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的國家安全部門擔心外國間諜以遊客身份大量湧入，反對庫弗琳的做法。於是，1964年庫弗琳被扣上“反黨活動”的帽子，受到處罰，這被認為是保守勢力的一個小小的勝利。
1966年7月，蘭科維奇被鐵托趕下臺，自由派拍手稱快，標誌自由主義者佔了上風。然而，自由化並沒有給社會政治體制帶來穩定；相反，這個時期的自由化措施助長了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勢力，並使他們全面活躍起來。與此同時，南斯拉夫學術界圍繞導致1941年南斯拉夫王國崩潰的“過錯”，各族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與貢獻，各共和國生活水平的懸殊和“發達”與“欠發達”的標準等問題展開辯論。爭論這些事關歷史和現實的具體問題，必然導致聯邦內部民族之間的不信任，對聯邦制產生懷疑。克羅埃西亞共和國、斯洛維尼亞共和國、波黑共和國、馬其頓共和國和科索沃自治省都謀求獲得更多的權利，要求聯邦作出更大的讓步。塞爾維亞共和國力求承擔起維護聯邦統一的使命，但它無法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服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只好藉助它佔據優勢的警察和軍隊，採取一些過激的行動。
如果說隨著蘭科維奇的下臺和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兩個共和國之間矛盾的加深，南斯拉夫聯邦的根基已發生了動搖，那麼1974年憲法的出臺則預示著聯邦的解體已拉開帷幕。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這部憲法的新規定和新趨向，由於1974年憲法的實施，在南斯拉夫聯邦版圖內形成了6個共和國加兩個自治省的8個“權力中心”、8個“封閉性的市場”和8個“獨立的實體”。聯邦各成員單位在各自的共盟領導下各行其是，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氾濫，為後來的聯邦分裂解體埋下了禍根。90年代初，聯邦內的離心力達到頂峰，南斯拉夫像一艘超負荷的巨輪在民族主義的汪洋大海中沉沒。
早在1971年，一位塞爾維亞學者就寫道：“當鐵托對阿爾巴尼亞人與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與塞爾維亞人的衝突熟視無睹的時候，他便犯下了一個歷史性錯誤。南斯拉夫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南〕斯拉沃留布？久基奇：《塞爾維亞自由主義的破產：約？布？鐵托政治清算的技巧》（Sl*oljub Djukic＇； Slom srpskih liberala：Tehnologija politicˇkih obracˇuna Josipa Broza Tita），貝爾格萊德：1990，第40頁。還有資料說，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鐵托已經預感到南斯拉夫聯邦難以繼續存在下去，因為他看到國內到處都出現了對峙的局面，各種民族主義頑症難以克服，聯邦的基礎正在動搖。1978年，鐵托的老戰友斯韋託扎爾…泰波？伏克曼諾維奇問他為何這麼“憂鬱”，是否黨和國家出了什麼問題時，鐵托回答說，已經沒有南斯拉夫、沒有黨了。克？曼切夫：《巴爾幹各國人民史（1945~1990）》第4卷，第296頁。
所以，我們有理由說，20世紀70年代，南斯拉夫聯邦之所以能繼續存在和發展，是因為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鐵托，存在一個唯一的政黨南共聯盟和有一支團結的軍隊。鐵托逝世後，南斯拉夫聯邦一直在“聯邦”和“邦聯”的風雨中飄搖。
南斯拉夫聯邦解體（1）
東歐劇變與南斯拉夫聯邦
20世紀80年代末，南斯拉夫聯邦的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激化，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和西方大國干預的國際背景下，南斯拉夫聯邦的*被國內外敵對勢力政治化和國際化，聯邦內部危機加劇。各共和國紛紛退出聯邦，出現各共和國之間和民族混居地區的衝突和戰爭，南斯拉夫聯邦最終被解體。
東歐劇變
1948年的南蘇衝突、1956年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