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年完成這項偉業，於是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導致文革的手段完全脫離實際，對除了毛以外的一切思想破而不立，最終演變成了民族的一場浩劫。文革清除了孔子在國人心中的位置，卻沒能成功地樹立新的偶像。**知道人民是需要領袖，需要崇拜，需要跟隨的，但他卻錯誤地以為他自己可以成為偶像。而中國社會主義開始階段的現實失敗，則粉碎了他精神領袖的寶座。鄧小*平成功地帶領中國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但是他同樣沒能在國人心中樹立起新的精神寄託。
孔子走了，**也走了，我們的心裡空了。我們追求一切，變得浮躁，急功近利，唯利是圖。每個人心裡都是飢渴而焦灼，卻茫然不知所求。說得好聽，是信仰多元化，說得不好聽，是主流精神的缺失。美國社會是多元的，但是，撇開基督教來看，它在殖民地時期的清教徒理想，建國以後的獨立宣言以及相生相隨的美國夢，實際上揮了社會主流精神的作用，至今。而我們呢？在傷痕累累漏洞百出的金融體系面前，在**層出不窮的官僚體系面前，在制度無力執行不力的法律體系面前，馬克思主義根本無法擔負精神寄託的責任，學者們呼喚社會誠信，呼喚道德倫理，說道德心是社會進步的根本。我們的政府呼喚和諧社會，我們的黨開始保鮮。然而我認為，歸根到底，是信仰問題。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都找不到精神寄託，找不到偶像，社會價值體系混亂，而且繼續混亂，毫無好轉的跡象。這樣下去，中國現存的社會問題只會愈演愈烈，任何針對某一方面的應急措施，法制也好，股改也好，醫改也好，都只能補救一時，卻無法從根本上改善。
那麼，中國的主流文化從何而來？復古與西化之爭，自鴉片戰爭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完全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錯的，行不通的。西化嗎？全球化的趨勢毋庸置疑，西方文明的強大與先進，我們在炮火中領教了，也在和平中享受了。然而科技的戰車到底駛向何方？丹布朗在暢銷小說《天使與魔鬼》中再一次提出了這個擲地有聲，然而，至今無解的問題。復古嗎？古老的東方智慧帶給我們一整套完整的價值體系，能還給我們心靈的平靜，然而，那套東西是封閉的，無法應對今天的全球化大潮。在復旦學生的質問面前，成熟、睿智、博學如李敖者，尚且沒有答案。
而現今的年輕人，就只能憑藉自己的頭腦和心靈去作出判斷，在多元而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摸索著前進。有人成為憤青，有人忿而別國，大多數人，則選擇了被這個社會同化。也許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具備同時歷史和現實的智慧，既高瞻遠矚，又用務實的方法來逐步解決我們社會面臨的問題。而這些人，夠嗎？與美國、日本的青年精英相比，他們足夠優秀嗎？我們大多數人，又到底何去何從呢？從這個意義上講，鴉片戰爭那一聲驚天動地的炮響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號稱偉大智慧的中華民族用了一個多世紀，還沒有解決。無論經濟如何富足，軍事如何強盛，科技如何達，精神和文化的空虛都使我們無力去標榜一個盛世的存在。
寫到現在，疑惑依然。雖不敢如孔子那般“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是，我相信“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因此，以梁啟寫於19oo年的《少年中國說》的最後一部分為結尾。那年，他27歲。在時局艱辛如清末，他的脊樑實在是很挺拔。
“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