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4） 和耶穌基督的故事相聯絡，卻混淆了許多問題，怎麼理解一個基督式的人物會有一個從事戰爭的父親，有一個不得不誘惑並毀滅親生兒子的父親？怎麼理解一個意志堅定的兒子，拒作解釋也不發怨言，幾乎不出一聲地站在那裡，偶爾說幾句話，提幾個問題，但是拒絕宣告自己的信仰，最多發幾句空論？老元帥恰好相反，滔滔不絕地詳細宣告自己的立場，結果兒子寡言而他口若懸河，他又不斷自相矛盾，這一來，緩慢而苦心經營的高潮——老元帥和青年下士的對峙——幾乎什麼也沒解決。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高階將領和普通一兵、父與子之間的種種可能產生的矛盾都未充分展現。最後，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時間和歷史的嘮叨老人與一個安靜和永生的青年，有權有勢、肩負重任的父親與有理想有原則的兒子之間的衝突。
對峙在幾個重要方面頗像《去吧，摩西》中的卡斯·埃德蒙茲和艾克·麥卡斯林之間的衝突。而且過兩部作品都傾向於抽象和說教，二書的主人公艾克和下士都傾向於剋制和殉道。福克納在二書中的同情都是分裂的，一半因為他刻畫的對峙中深埋著原有的對父母和子女、生活和藝術的看法。然而，二書內部的虛構成分和寓言成分的比例懸殊極大，令人覺得作者十分重視兩種成分的主次。他曾經說過：“我覺得《新約》中全是思想，我對思想知道得不多，《舊約》中全是人……英雄和惡棍……我言歡讀《舊約》，因為裡面全是人，不是思想。”由此得出兩個重要結論：《寓言》的基本傾向和大部分結構同《新約》相符，而福克納的寫作天賦則同他的閱讀愛好相符。在《去吧，摩西》中已出現的朝思想性、朝公開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說教發展的傾向，起先隨著年老和倦怠而加速，後來隨著第二次大戰爆發、最後隨著盛名來臨，請他講話的地方越來越多，他本人對發表宣言的興趣也越來越大。這一過程的後果清楚地反映在《寓言》中。福克納蛻變為道學家，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很大，彷彿強迫他的創作個性去侍奉一個外來的獨裁者。早年，福克納同其他作家交流過真摯的道德關注和深刻的理論興趣；然而，大部分時間，特別在他的傑作，如《喧譁與騷動》《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中，不信任抽象和懷疑政治制度抵消了他的理論興趣和道德關注。因此，小說只寫可能而不堅持立場。
在《寓言》和許多公開發言中則相反，斷然採用別人要求於他的簡單化。有一次說到《寓言》時，福克納用了《押沙龍，押沙龍！》中的話：“我主要講一個悲慘的故事，講一個父親不得下在犧牲兒子或挽救兒子生命之間作出抉擇。”但是，《押沙龍，押沙龍！》是鉅著，而《寓言》卻有可悲的缺陷。這就引起我們懷疑，除了材料抽象、寫作過程摸索、雕琢以外，是否還有深一層的心理障礙？歸根結蒂，它不止是又一則父子衝突的故事，它具體講一個兒子以動人而幼稚的天真策劃推翻父親的故事。父親的反應幾經周密考慮，是兒子意料中事。除了父親必勝之勢、甚至除了兒子沒有動靜沒有聲音地聽任處決以外，福克納表現出無法控制的雙重標準，實在令人吃驚。
從前，他同情子女多、讓子女說話多。在《寓言》中，對下士也有同情，但把大部分的說話和感染力都交給老元帥。此外，書中的女人個個顯得遙遠。
下士有過他的馬利亞和馬大（5） ，由姐姐收屍安葬。但是，只有和平——最廣大抽象的那種和平——使他動心。他至死信念堅定而超然物外，他在死亡中找到一直追求的滿足。即使有反抗的意思流露時，也似乎在期待人們將他喝住。
寫《寓言》的苦差使告一段落，福克納搭機飛往歐洲。幾個月來，他一直為種種結束作心理準備，仍不免為之苦惱。吉爾即將21 歲，渴望離巢而去。
他把《寓言》題贈給她，作為“成年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