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文是所謂的“君子之爭”，但總不能眼瞧著他透過太子往各部門塞進私人去，您卻袖手旁觀，不為所動哪。
——你瞧他安排了多少人？您就想安排一個仲達來著，結果都還給否了。
是勳沉吟良久，突然開口，問了一個貌似八杆子打不著的問題：“汝以為，國家、家國，何者為是？”
是復微微一笑，躬身道：“諸侯立國，士大夫立家，何有異耶？”
在古文當中，其實並沒有完整意義上的“國家”一說，《易經》雲：“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其實國與家之間應該加上個“頓號”，代表的是兩種不同概念。周代分封諸侯，諸侯的產業就是“國”，諸侯再命士大夫，士大夫的產業就是“家”，要等秦漢以後，分封制度逐漸衰微，國才和家統合為一，產生了“國家”的新概念。
所以是勳問是復，你認為應該是國、家，國在家前呢，還是應該是家、國，家在國前呢？在你心目當中，何者更為重要？是復卻故意混淆概念，搬出古老的說法，意思是國就是家，家就是國，只有小大之分，本沒有輕重之別。
是勳搖搖頭：“若士大夫各愛其家，則國何存？”是復針鋒相對地回答道：“若國不能保安各家，存之何益？”
是勳追問道：“汝能使愛家而國存，存國而家興否？”是復答道：“兒不能也，然阿爹可。”按照你此前跟我透露的理論，只要招攬更多的同盟者，擰成一個整體，使各家都能夠得到足夠的上升空間，那麼自然家興而國盛，不會有家、國完全對立的情況出現啦。
是勳莞爾一笑：“汝得之矣。”所謂“破家為國”，終究乃下策之下策，是被逼至絕處而無可奈何做出的抉擇。能夠做此抉擇的雖然是仁人烈士，但自己還真沒有決心走到那一步去——要是能夠坐看家興國盛，除非有自虐傾向，或者一心賣直邀名，誰願意拋棄其中之一啊。
於是右手食、中兩指在座椅扶手上輕輕敲動，良久才說：“陳長文乃可為相矣。”
按照勳所苦心設計架構而搭建起來的曹魏政府，可以說是漢武帝以來權威最盛、權柄最大的政府，內廷勢力被極大限制，君權就制度上而言，已無法與整個官僚體系相抗衡——當然啦，制度是制度，實際是實際，想用大政府模式壓住曹操，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曹操卻首肯了這一制度，關鍵問題就在於，政府許可權雖然增加，單獨相權卻反倒大受壓縮。
漢初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曹魏同樣是群相制，卻把數量擴大為六人；更重要的是，舊時三公皆可立府，透過自命的僚屬去掌控政府機關——比方說相府設定丞相司直一職，直接插手本該御史大夫執掌的監察權——而曹魏的六相卻並不具備此種許可權，他們所能運用的，全都是正經政府機構官員。再後來政歸內廷，而大將軍等多錄尚書事，實際是以一人或一機構而專斷朝政。曹魏則幾無此弊。
說白了，相權和政府權重了，皇帝就省心；具體各相或各部門許可權輕了，各相、各部門之間相互制約，皇帝就放心。
然而諸相之外，卻獨有一個部門、一兩位長官，權力極大，幾可凌駕於相權之上，那就是——吏部和吏部尚書、侍郎。對於絕大多數官僚來說，政令的頒佈和實施，國家能否搞得好，都對自己影響不大，吏部如何考核和安排自己，才是至關重要的。一句話，握住了人事權，就等於捏住了官僚系統這條巨蛇的七寸。
因此繼續任由陳群呆在吏部尚書這一重要職位上，實在對是勳太不利啦——尤其曹丕既已被立為太子，陳群的靠山更加穩固——還不如明升其職，暗奪其權，讓陳群去做宰相哪。
只是如此重要的人事變動，曹丕是絕對做不了主的，在曹操西征歸來之前，只能預先做些準備，卻不可能達成具體成果。所以是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