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那辭藻華麗的賦，對於詩詞卻不大看重。
李泰沒當回事，杜睿卻不敢大意，如今居然連李泰都召來了，也容不得他不多心，當初他也不是沒考慮過李泰，只是左思右想之下，還是對那個胸有錦繡文章，腦中的政治韜略卻完全是個不及格草包的小胖子，實在是不看好，再加上那麼一個揚言要“殺子傳弟”的人，肖楚跟著他鞍前馬後的奔波，到頭來能留個全屍就要念阿彌陀佛了。
出了李泰這麼檔子事，杜睿變得更加低調了，每日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只是老老實實的待在家中，給李承乾上上課，給家中的幾個妹妹，侍女開開蒙，要不就是讀書寫字。
當然有件大事卻是不能再拖了，按照如今太宗和李承乾對他的態度，成年之後，步入朝堂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如今再不將那《鴻篇鉅著》弄出來的話，可就來不及了。。
不成史，無以為大家。
歷朝歷代的文人學者，辭賦名家何其多，但是真正能留下名字，為世人皆知的又有幾個，李白，杜甫，白居易雖然名聲響亮，但是真的要說和史學二司馬相比，卻也差之千里。
《史記》是沒有辦法了，太史公如今都成了一捧黃土，那麼剩下就是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了，雖然這事玩起來，杜睿也有不小的心理負擔，但是為了能在這個時代更為逍遙的生活下去，他也顧不上那麼許多了。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如今杜睿要寫自然不能全抄，他準備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直寫到隋末便停筆，前世對於《資治通鑑》，他也曾通讀二十幾遍，於其中的文字也是記憶猶新，想來抄起來，也費不了什麼時間，但卻也不是一時能成。杜睿估算著，如今變開始起筆，等到十六歲成年時，六年的時間，怎麼也能寫得完。
杜氏的《資治通鑑》，杜睿準備寫成《周紀》五卷、《秦紀》十一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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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對於《秦紀》描寫的並不詳實，大概是因為秦以法治國，與儒家相悖的原因，但是在杜睿看來《秦紀》與《漢紀》相比，於治國方面更有參考價值，變將原書中的三卷擴充套件為了十一卷，準備從河西之戰一直寫到秦王嬴政統一六國為止。
前世的《資治通鑑》之所以被後世歷朝歷代的君王都當成治國要典，關鍵原因便是《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透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鑑》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資治通鑑》的價值雖然巨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陳垣在《胡注通鑑表微》就曾評價說：“《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將其歸納“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