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必要性。
對此，池田首相在1961年提出，“強化聯合國外交的陣容”，承諾“以聯合國為中心，展開進一步強有力的和平外交”。池田內閣的小坂善太郎外相也把“推進聯合國外交”和“支援聯合國”定位為外交的基本政策。另外，大平正芳在1964年也強調了“作為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聯合國”的重要性。
不過，在佐藤內閣期間，“國際形勢依然很嚴峻，是不能期望緩和緊張的狀況的”，“東西陣營的基本對立以及各種國家間利害關係的衝突依然根深蒂固”。嚴峻的現實使日本遠遠達不到期待“把本國的安全委託給聯合國”的境界。雖然佐藤首相就任後在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強調，日美在“聯合國的作用巨大”這點上已達成共識，但在“東西之間的權力關係維持著世界和平”的情況下，站在“為了本國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現實主義立場，努力維持“為維護日本的和平與安全最為現實的政策”依然是日美安保體制。在這點上，椎名外相解釋說，有了與美國簽訂的安保條約，“才能使國民對國家的安全不抱有任何不安，才能取得經濟的穩定與繁榮”，“在現階段，還不能把國家的安全完全寄託於聯合國”。
在國際形勢逐步開始走向緩和的1970年，佐藤首相再次提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重視國際信義，依靠自主的和平努力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發揮重要的作用”）。歷史證明，由於隨後的國際形勢日益多元化，日本國內經濟也取得增長，日本不僅透過在聯合國發揮作用，迴歸併為國際社會作貢獻，而且擴大了自己的外交領域，“與所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或努力推進多邊外交。
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
透過《舊金山和約》恢復了主權的日本，是否能夠真正迴歸國際社會，取決於如何解決與在戰爭中受到傷害的亞洲各國之間的賠償談判，並在此基礎上實現邦交正常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與亞洲國家的賠償談判和實現關係正常化。而在這些工作完成之後，亞洲仍然是日本以經濟合作為支柱展開自主外交的重要地域。由於認識到亞洲的和平與穩定“直接促進日本的國家利益”、“有助於推動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日本以“亞洲的一員”或“亞洲的一國”以及從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發展為象徵的“亞洲太平洋的一員”或“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一國”為立場，展開積極的外交，力所能及地為本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作為作出貢獻的具體形態，歷屆內閣都非常重視支援以東南亞為主的亞洲國家開發與發展的ODA，並以此作為重要的外交途徑。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1）
讓我們回顧一下日本領導人的亞洲外交觀。吉田茂首相試圖透過解決戰爭賠償問題和經濟援助，“為東南亞的繁榮作出貢獻”。岸信介首相追求“以技術和資金兩個方面支援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開發”。池田首相為“誠實實施賠償，充實經濟合作”作出努力。佐藤首相提出，“儘可能為東南亞的復興與建設提供支援和援助”，並強調“援助的大部分都投向亞洲國家”。日本對亞洲的重視突出地體現在越南戰爭後的對越外交上。日本外務省所公開的1978年的檔案指出，“不把越南視為蘇聯陣營的國家，甚至把越南將走向獨立自主路線當做前提，為了維持東南亞政治局勢的穩定，為了使越南走向自主獨立的路線更為可能”，有必要進一步推進經濟支援。
透過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為東盟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