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一直比較關注大陸的輿論反映，發現比日韓更有意思。
媒體普遍點贊，甚至有些過譽，對影片的故事性、思想性都比較認可，一致認為獲得戛納金棕櫚大獎實至名歸。
由於理念上的契合，幾家重量級官媒都稱江川為思想進步的藝術家，口徑一致，這也已經是很高的評價。
09年是個好年頭，因為08年的次貸危機，餃子布什大力度改善了雙邊關係，所以曰本也跟著改善對華關係，尤其是鳩山首相上臺後一度非常親善，所以輿論氛圍也改觀不少。
有些媒體比較強調這是中日韓合拍的電影，詳細分析片中精彩片斷，讚賞江川的導演、編劇能力之餘也稱讚了王洛丹、王千原在劇中的表現。
不過目前大陸經濟剛開始騰飛，對外還以仰視為主，對日韓生活水準有許多荒謬的認識，所以不少觀眾對影片中的貧富差距比較無感，甚至認為無病呻吟，身在福中不知福。
《寄生蟲》的結尾，富人家的豪宅換了主人，窮人家兒子發現自己殺了人的父親其實沒有逃走，而是躲在之前王千原躲過的地下室裡，靠著深夜出來偷冰箱裡的食物度日。
於是窮人家的兒子立下志向，一定要好好奮鬥，想辦法買下豪宅，這樣就能和父親團圓了。
這個結尾似乎充滿希望和光明，看網上的評論，相當大一部分大陸觀眾因為不瞭解韓國的社會情況，真以為窮人家兒子能夠做到這一點。
這也可以理解，畢竟大陸處在高速發展期，幾年之間冒出來大量財富精英，許多人白手起家甚至一夜暴富。
這樣的認識偏差當然削弱了影片的銳度，弱化了主題思想，將絕望理解成了希望。
日韓觀眾顯然更加明白，一個階層固化了幾百年的社會，對窮人家兒子而言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考入名校，而後創業成功才能達成目標，現實中這種希望是微乎其微的。
尤其是窮人家兒子複習四年都沒有考取大學，同學都大學畢業出國留學了，基本已經證明學習能力有限。
另外一個老生常談是，也有不少媒體藉機鞭策大陸電影界：“曰本、韓國的藝術家能拍出如此思想深刻的作品，咱們的電影人都在幹什麼？”
何況這個題材政治正確，為什麼就不能是中國導演拍出來的呢？
江川不太贊同動不動就搞這樣的靈魂拷問，藝術和經濟一樣都有發展過程，電影是藝術也是工業產品，而大陸才剛剛進入工業社會。
生產一種電子產品需要從簡單的裝配開始學起，而後建立自己的生產線和品牌，最終研發更新一代的產品，這是個學習提升的過程，電影行業也是如此。
不過江川瞭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別人有的我們一定要有，某一個方面只要不是世界第一，就是很差勁，哪怕是世界第二都沒意思，一定要第一。
而且不但產量得第一，質量不行同樣狗屁不是，同樣是丟人現眼。
這樣的思想有很深的歷史淵源，當然能夠促進崛起，但也製造焦慮。
不過同樣有媒體指出：“《寄生蟲》本來就是合拍的，三分之一主演是大陸的，而導演雪野江川也生在大陸，有一半中國血統。”
這些媒體也更大力度和範圍地介紹了江川的身世，這樣一來他的半個中國人身份就更加廣為人知了。
何況中國人有極強的包容性，江川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更加增強了民眾的認同感。
程子寧告訴江川：“雖然春苗基金成立時國內媒體宣傳過你，但力度遠沒有現在大，而且一些網路媒體也摻和進來無孔不入，這些人對你的身世細節特別感興趣，我都被採訪很多次了，有些人甚至堵到爺爺奶奶家裡挖材料，好像想搞出什麼大新聞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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