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咱們這個‘和平使者’的培養，付出的代價可是有些大啊！”有人笑道。
“還是物有所值的。”楊朔銘說道。
“白山”號客機，頭等艙。
看著已經進入夢鄉的德國公主伊蓮妮，一位中國女軍官上前將她的被子輕輕掖好，然後重新回到座位上，翻開一個筆記本，記了起來。
這位女軍官，是中國空軍上尉鄧詩曼，剛調到北京不久，現在是這位德國公主的護衛兼翻譯。
“……生活往往象美國人所說的不過是‘偶然的巧合’。在這場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我剛巧在學習德文，八個月之後，由於我當時所處的地點、時間，我完全出於偶然，開始在以後數年中從事一項對戰爭期間參軍的婦女來說是最有趣的工作。”
“當時我之所以學習德文也純粹是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我離開學校後，就決心學習語言。我的第一志願是學習自幼就熟悉的法語，第二志願是學西班牙語。但那時西班牙正處於內戰，我想去西班牙旅行的念頭很快就被父母打消了。以後父母做出決定，我應當攻讀德文。如果不親臨其境與當地人共同生活一段，就談不上掌握真實的語感。因此，我母親決定讓我到德國生活一段，熟悉德文，為日後在德國大學中讀書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1937年，我第一次到了德國，我父母把我安置在一個靠近萊比錫（的哈雷安德賽爾的人家裡，那兒是漢德爾的家鄉。這家人的父親是一位化學醫師，並擁有一座大型油墨企業，他也是一個非常謹慎的工業家，絕不會公開地批評政府。”
“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裡，使我有機會在晚宴、打獵等社交場合結識一些顯赫的德國高層人物。我聽到的一些談話使我對當時形勢的嚴重性深信不疑。德國人對1914年至1920年大戰後停火協定中對他們規定的那些懲罰性條款仍然感到極為懊惱。看來對他們的態度不應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慕尼黑危機達白熱化時。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我從哈雷抵漢堡後，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張伯倫會談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國船隻都不許離開港口。美國航運公司漢堡辦事處裡擠滿了急於離開德國的人群。我同其他許多人一樣，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園。最終，我在一列午夜開往荷蘭灣的火車上找到了一席座位。這列火車被認為是最後一列離開德國的火車。我們進入荷蘭境內，看到裝備了重機槍的荷蘭士兵把守著大橋兩端，從荷蘭灣至哈里奇的渡船上擁擠著大批不知所措的人們。”
“我們學校放暑假後，我盼望秋天能夠重返萊比錫大學，但父親在空軍部的朋友告誡他說，他們認為戰爭即將來臨。他們是對的。世界大戰爆發了。”
“回到祖國數週後，我加入了空軍婦女輔助隊北京第九分隊。我願為國家民族而盡力。我不想讓我最親愛的母親擔憂，故遲遲末向她吐露真情。但到九月份，我接到了署名空軍婦女輔助隊寄給‘志願兵鄧詩曼’的正式檔案。通知我翌日報到。”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母親把信交給我時問道。我不得不坦白說：‘我已經自願參軍了。’”…；
“母親非但沒象我想象的那樣大發雷霆，反倒露出驕傲的神情。‘這才象我的女兒呢！’她說，‘如果我在你的年紀，我也會這樣做的。’”
“最初我被分配在空軍檔案局，這裡與我家同在一條鐵路線上，僅隔數站之遙。當我初次踏入檔案局傷亡統計處時，辦公室的准尉軍官對我這名新入伍的二等兵說道：‘你現在已經是一名光榮的空軍戰士兵，鄧小姐。工作時間每日二十四小時、每週七天、每年五十二週。開飯時間是對你的優惠。’這就是當年頗為典型的開場白。”
“直到1940年5月以前，我一直從事辦事員的工作。李葆忠少校是我們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