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釋，這就是為什麼他對於大多數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確的觀點的原因。
因為在童年長期身體多病，他被迫成為一個習慣於用腦子警覺觀察事物但卻並不活潑的孩子；這種情況甚至在他的童年時代，就使他養成了沉思的傾向，對於生活奧妙與世間罪惡的觀點，在他青年時代的文學創作中，以及在他作為一個成年人的書信中，經常再現出來。他成為一個不帶偏見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來越多地相信，人類的進步與幸福，最好是透過和睦與協調來爭取。他有一種勇敢的開拓精神，但卻絲毫也沒有權利的慾望，更沒有任何去征服別人的領土和掠奪他們的財產的意願。同個人進行爭吵，對他來說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寫道：“我避免爭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樣，即使對那些給我充分理由與之吵架的人，也是這樣。”因此，他憎惡國家之間的戰爭，這種戰爭在通常情況下，不過是個人之間的爭權鬥毆被擴大為集體的舞臺表演罷了”他對於這種戰爭的動機，往往是無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對於他的這種態度，提供了很多證明。
就我們所知，諾貝爾並沒有留下關於他在青年時代所經歷過的美國南北戰爭和克里米亞戰爭對他的影響和他的反應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裡，有幾行字給了我們發現這位年輕人在戰爭期間思想狀況的線索。正當伊曼紐爾·諾貝爾同他年輕的兒子們，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緊急從事防禦性的雷器製造工作時，阿爾弗裡德寫道：“這個地方當然不會給我留下任何使心靈愉快的回憶。……因為在俄國，對沙皇的祈禱要放在對上帝的祈禱前面。”象他這樣一個著迷於技術事務和試驗的人，竟然寫出這樣的話來，可以設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軍事和破壞性質所引起的。
他年輕時代能藉原文欣賞世界文學，這意味著十八歲時諾貝爾在書的領域裡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運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烏托邦和平主義思想的雪萊，對諾貝爾的文學嘗試曾有影響；他從雪萊身上發現一種混雜著宗教、批評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對於道德的一般態度是吻合的。由於他的科學性質和職業的因素，諾貝爾當然更現實些，並且追求那些比較可取的目標，但是，特別在和平事務這類問題上，他受到了雪萊的激勵。然而，如果認為這位英國詩人就是使諾貝爾傾向於世界自由與和平的引導人，則恰恰是混淆了因果關係。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具有同類精神的那些激動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鳴。
諾貝爾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無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擾亂別人的人。他有很多辦法來避開經理與公司之間的衝突和那些經常發生的專利權訴論。他首先主張和解，在和平的氣氛中工作，並且在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即使這種解決在當時要使他蒙受損失或付出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他認為從各種角度來看，這種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長遠利益。他所經歷的為時最長的化學訴論案，即線狀無煙炸藥那場官司，就是一個良好的例子。這場官司是由諾貝爾炸藥公司在違揹他所表達的意願的情況下發動的，結果造成幾年不愉快的憂慮和巨大的經濟損失。諾貝爾感到在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樣需要和平的工作環境。諾貝爾曾以各種語言在很多場合把戰爭稱為“恐怖中的恐怖，各種罪惡中的魁首”。
在一些辯論和書籍中，曾指出奧地利的和平戰士伯莎·馮蘇特納（她出嫁前的母家姓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喚起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對和平感興趣的一個人，而他那些關於預防戰爭的觀點，就是由此形成的。在這裡，簡要說明這一點是必要的。對她所起的作用必須估計到，但不應予以誇大，因為她的影響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