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寫得怎麼樣了？”
正在忙著收拾辦公桌和整理檔案櫃的劉慶峰接話道：“連個愛和受他都分不清，寫什麼書啊？”
張志偉對劉慶峰說：“我們的劉總經理，你就別那壺不開提那壺了好不好？”
我笑著說道：“我太佩服你倆了！狗屁大的兩人公司，連個員工都沒有，還弄出兩老總，你們不怕走路把牙給磕了？”
張志偉對我說：“怎麼就沒有員工了，你這不是來了嗎？”
“你這話我聽著怎麼這麼彆扭啊？你意思是說，你們兩老總整天就管我一員工？拉倒吧，我可不幹了，這還不把我給整死啊！”
劉慶峰：“好了，玩笑我看也別開了，坐下來說正事吧。”
原來劉慶峰和張志偉兩人一共才籌集了二十萬元，可公司需要三十萬才能透過驗資，取得合法的經營手續。他們之所以叫我回來是打算讓我也加入他們的行列，用張志偉的話說，不但可以成為老闆，關鍵是可以並肩作戰，共同分享承擔公司的收穫與壓力。而劉慶峰說的更為貼切—重溫革命友誼。
雖說吾哥張宏如和其他親戚朋友都解囊相助，可撮起來的錢也只有八萬元，就在我一籌莫展時，遠在海南的劉郅卻意外地為我匯來了三萬塊錢。後來我知道，退役後的張志偉與劉郅一直保持聯絡，而關於我籌錢的事情我也有了肯定的答案，是張志偉告訴了劉郅。
我將十萬元交給張志偉後，一個用張志偉和劉慶峰名字拼湊命名註冊的“偉峰廣告公司”正式開張了。公司的名字是張志偉起的，當我問他為什麼不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時，張志偉拿出營業執照對我說：“自己看，你才是真正的老闆，法人：張子寒。怎麼樣？夠意思吧？”
當我天真的為自己做了公司的法人而高興時，其實我並沒有完全理解法人到底需要承擔怎樣的責任，直到有一天，公司發生了一件大事後，我才弄懂“法人”兩個字的真正含義。那一次是董玉容幫了我，是她將我從“法人”變成“犯人”的行途中給拉了回來。
為了公司能早日產生效益，我和張志偉劉慶峰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我們印製的名片，見人就發；在報紙上刊登了廣告，求和市場。而對於廣告業一竅不通的我和劉慶峰只能在已經做了兩年廣告生意的張志偉後面慢慢摸索。雖然我們都付出了汗水，付出了努力，每天廢寢忘食，處心積慮的尋找應對市場的對策與良方，但效果卻微乎其微。
公司陷入了困境，除了接一些私人單位的一些零散業務和張志偉以前結交的小客戶之外，大的業務幾乎為零。所得的收益去掉辦公室的房租金和水電費用外，剩下的屈指可數。
就在我們一籌莫展之時，董玉容從北京打來電話詢問我的情況，當她聽了我們公司遇到困難的事情後，立即做出決定，將她自己廣告公司裡剛接的一單生意轉給我們，但前提條件是必須簽定合同。
從董玉容的廣告公司轉來的是一項為某條高速公路沿途廣告位置從設計到安裝的專案，整個專案完成後的總金額為一百萬元，董玉容以八十萬的價格轉給了我們。所謂商場如戰場，她的做法我完全理解。
由於高速路沿途廣告需要現場施工，我們必須尋找到一家安裝公司合作，考慮到與安裝公司簽定合同時，對方可能會要求先付部分合同前期款的原因，張志偉要求董玉容的北京公司也能先付我們一部分。董玉容在電話中直接對張志偉說：“一切按合同辦。”
翻開合同書，其中的某一款項清楚的寫著：“前期產生的一切費用由乙方自行承擔，待乙方設計安裝的廣告位透過驗收，甲方將一次性向乙方付清所有合同款。”
在張志偉和劉慶峰的催促下，我還是給董玉容去了電話。
最終，作為法人的我在董玉容傳真的那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