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隨意聊起聚會，覺得很不錯，也讚許了主人。她說自己叫安，是律師，我說自己是船舶設計師。她問我，船舶設計師該到海邊工作，我在草原能幹什麼。這可不是個簡單問題，我對船舶設計一無所知，編都編不出他們能在草原上做什麼。
“觀察。”我只好含糊地說道。
她好奇地看看我，然後去找在聚會上沾花惹草的丈夫去了。幾分鐘後，我覺得他們肯定在議論我，於是我溜回廚房，又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海倫看到我在廚房。她在找橄欖。
“埃德，”她問，“你有沒有看見一罐子橄欖？”她比劃給我看罐子有多大。有人開啟了音響，我感到地板在輕微震動，人們在客廳跳起舞來。
“沒，”我回答，“我什麼也看不見了。我喝多了。”我坦白道。
海倫猶疑地看著我。其實，海倫和艾弗瑞特並不贊成喝酒，所以才用蘋果酒待客。她勉強笑笑，不問我橄欖了，卻談起工作的事，“工作找得怎麼樣？”她一邊客氣地問，一邊在冰箱裡翻找。
“還沒找到。”
“艾弗瑞特和我都在為你打聽呢，”她說，“我們一有訊息就馬上通知你。”說完她拿起一罐醃黃瓜衝出了廚房。
“嗨，你這蠢女人！”我叫起來，“那不是橄欖，是醃黃瓜！”
我搖晃著走回客廳。音響放著華爾茲，我妻子和霍華德正在有限的空間裡安靜緩慢地旋轉。我注意到霍華德已經把腿伸到我妻子大腿之間了。我喝了一大口酒，欣賞著他們。他們還挺般配。我舉杯向他們致意，他們卻沒看見。我厭世的樣子與騎士的風度，算是白擺給他們看了。
走下坡路的男人（5）
我的左邊，一男一女在談論智利和智利難民。看來她負責難民事務，工作上有些棘手的事。難民因為政治宿怨而分裂，不願學英語，有一個沒有有效駕照還總要開車。兩個人的聲音真切尖利，在我耳邊分分合合。我看著妻子，正被嫻熟地引領著，滑步、轉身、轉身、滑步。她的頭上是霍華德的臉，面具般漠然的表情下暗湧波濤。
沙發上方的壁鐘顯示現在才10點，還有兩小時才進入新年，但時間馬上就過得快起來，因為我有幸捲入了一場政治辯論。我不懂什麼政治，但我的對手也不懂。我總是發現，激烈辯論有賴於辯手的無知，辯論的人越無知，辯論就越激烈。這場辯論一下便激烈起來。有人馬上便指責我是新法西斯主義分子。他們毫不客觀的論斷讓我很開心。我站在那兒，眉開眼笑，腿扭來扭去。時不時，我回到廚房把杯子加滿，他們跟在我身後，激動地叫嚷著種種資料和類比事例。
直到12點我才意識到，我這場表演引起了多深的敵意。一個女人真地恨起我來，拒絕了我友好的新年之吻。我辯解說，政治分歧不該妨礙博愛行為。
“你這些愚蠢自負的個人主義肯定是從艾茵·蘭德 那兒學的吧！”她脫口而出。
“誰？”
“作家艾茵·蘭德。”
“我還以為你說的是家公司呢。”我說。
她叫我討厭鬼，然後得意地走開了。即使我喝得醉醺醺的，也知道附近的人都同意她對我並不友好的評判。我發現自己在高聲講話、情緒激昂地為自己辨白。海倫穿過客廳，向我走來。她拉住我的胳膊肘。
“埃德，”她說，“你有點喝多了。廚房裡有咖啡。”
我由著她把我拉走。海倫給我倒杯咖啡，安頓我在早餐檯旁坐下。我真覺得懊悔不已，羞愧難堪。
“喂，海倫，”我說，“真對不起，我喝太多了，得回去了。你能不能告訴維多莉亞一聲，我準備走了？”
“維多莉亞出去買冰淇淋了。”她說得挺不自然。
“她怎麼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