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是不是就不用在學這些東西了？”
杜睿笑著搖了搖頭道：“那些詩書經義雖然對治國上無大用處，但是其中蘊含的道理，卻可以修身養性，自正己身，讀還是要讀的，要不然的話，若是一個人再有才學，治國上再有見解，卻德行有愧，這個人也不是個真正的君子。”
狄仁傑看著杜睿，納悶道：“叔父說君子，那什麼才是真正的君子呢！？”
杜睿沒想到狄仁傑還有此一問，笑道：“所謂君子之道，始於孔子。然孔子對於君子的論述，不僅限於‘君子’一詞，還包含了‘士’、‘仁者’、‘賢者’、‘大人’、‘成｜人’、‘聖人’等，都與‘君子’相關。如果將這些論述都包括進來，《論語》一書，所論最多的，無疑是關於君子的論述。君子可以說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義為己任。當然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須是仁義。君子處事要恰到好處，要做到中庸，人並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為君子，必須加強修養。修養不僅包括內在精神的修養，還包括文、藝的培養。孔子講君子，主要是從道德品質上立論的。君子由原來意義上的有位之人，演變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雖然孔子也講聖人，但是在孔子看來，聖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來，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論語》中君子、小人對舉者甚多。孔子將君子、小人對舉，是為了透過對照，彰顯君子的品質。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社會秩序處於混亂狀態。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各家各派都在尋求醫治社會弊病的良方。道家以無為而治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愛非攻為平亂之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則認為，要維護社會秩序，必須恢復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禮儀規範，亦即‘復禮’。如何‘復禮’？孔子感到，單純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已經不能湊效。因為當時諸侯割據，周天子的威儀已經喪失。於是孔子創造性地以‘仁’釋‘禮’，認為‘禮’本是根源於人的仁愛之心，不過是人的仁愛之心的外在表現。‘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當然不會有什麼‘禮’，要復興‘禮’，當從‘仁’字入手。如果說，‘禮’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那麼，‘仁’則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何行仁？孔子認為，行仁由己。‘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是內於己而發於外的，是一種自覺的無任何外在強迫或利益驅動的行為。就個體而言，如果一個人能夠在無外在強迫、無利益驅動下，自覺自願地實行‘仁’，那麼，這樣一個人，就是所謂的君子。就此而言，‘仁’是靠君子來落實的。孔子的仁論是要靠君子論來實現的，仁論必然要指向君子論。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第二，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第四，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此所謂君子之道也。”
狄仁傑也不知道是當真懂了，還是一知半解，居然還煞有其事的點了點頭，然後突然抬頭看著杜睿，道：“那叔父是不是個君子呢？”
狄知遠聽了，差點兒驚得從椅子上摔下來，再也忍不住，揚手就要打。
杜睿見狀，急忙攔住，道：“童言無忌，世兄何必動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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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又對狄仁傑道：“我可從來沒說過我是個君子，我好美食，華服，豪宅，且性情憊懶無度，只知安於享樂，卻不知以社稷為重，以至於被當今聖上罷黜出了長安，你說我還算是個君子嗎？”
狄仁傑聞言，想了想，突然笑了：“叔父是個君子，叔父方才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