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品質上立論的。君子由原來意義上的有位之人，演變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雖然孔子也講聖人，但是在孔子看來，聖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來，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論語》中君子、小人對舉者甚多。孔子將君子、小人對舉，是為了透過對照，彰顯君子的品質。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社會秩序處於混亂狀態。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各家各派都在尋求醫治社會弊病的良方。道家以無為而治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愛非攻為平亂之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則認為，要維護社會秩序，必須恢復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禮儀規範，亦即‘復禮’。如何‘復禮’？孔子感到，單純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已經不能湊效。因為當時諸侯割據，周天子的威儀已經喪失。於是孔子創造性地以‘仁’釋‘禮’，認為‘禮’本是根源於人的仁愛之心，不過是人的仁愛之心的外在表現。‘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當然不會有什麼‘禮’，要復興‘禮’，當從‘仁’字入手。如果說，‘禮’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那麼，‘仁’則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何行仁？孔子認為，行仁由己。‘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是內於己而發於外的，是一種自覺的無任何外在強迫或利益驅動的行為。就個體而言，如果一個人能夠在無外在強迫、無利益驅動下，自覺自願地實行‘仁’，那麼，這樣一個人，就是所謂的君子。就此而言，‘仁’是靠君子來落實的。孔子的仁論是要靠君子論來實現的，仁論必然要指向君子論。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第二，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第四，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以小弟愚見，此所謂君子之道。”
今日杜睿之所以給李承乾講這些，為的就是能透過這君子之論，規範李承乾的行為，讓其真正能做到修身養性，但是一味的學習聖人之言，滿口仁義道德，是偏頗，而單是一味的學習治國之道，也是偏頗，杜睿可不想將李承乾教成一個滿腦子功利思想，卻忘了禮義廉恥的儲君，要是真的成了那樣的話，不單單是杜睿的失敗，估計太宗皇帝也饒不了他。
第二十二章 君子之道續（求推薦，求收藏）
看著杜睿在面前侃侃而談，大講君子之道，李承乾怔怔瞧著，問道：“那依賢弟所講，於當今朝堂之上，唯君子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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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睿聞言，笑道：“卻也不盡然！”
李承乾更是迷惑不解，忙問道：“賢弟方才所言，大是推崇君子之道，而今為何又如此說，愚兄魯鈍，請賢弟賜教！”
杜睿道：“君子重義，而小人重義，兄長不見如今朝堂之上，那些煌煌大言仁義之道者，於治國處，可有何建樹？如我大唐君臣皆重義而輕利，又如何北闕突厥，以血渭橋之恥？”
李承乾聞言，更是不解其意，追問道：“那依賢弟之意，朝堂之上豈不是應該重用那些重利的小人了嗎？賢弟莫要再為難愚兄了，快將話講明！”
杜睿見李承乾焦急的樣子，笑道：“一國之中，首推君子，而於朝堂之上，則首推能臣，能臣重義，乃是國家大義，亦重利，乃是國家大利，我大唐朝堂之上，如房相，長孫大人皆可稱之為能臣，此輩方是我大唐柱石之臣，其餘如孔穎達，虞世南，封德彝等輩，教化萬民則可，如若依他們所言治國，非出大亂子不可！”
李承乾思慮片刻道：“賢弟所言，聞所未聞，如封德彝大人乃兩朝重臣，當世大儒，賢弟對他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