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並不甘心，相反的是它吸收了中華民族的“夷夏”觀念後，反而試圖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所以，中華民族在看待大和民族是基於自我表面認識和感性推理，比如很多時候華夏之人都會稱“東瀛乃海外島國，蕞爾小邦罷了”，這便是對於日本的表面認識，而感性推理則是“日本自古學習中華，守華夏恩澤日深月久，實乃一中華附庸國而已”
追溯歷史所有蹤跡，中日的正式交往始於公元前108年，倭人到漢朝的樂浪郡獻貢，直到公元240年魏國才派出使團首次“訪日”，而在南朝的劉宋時期，初步完成政治統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請求領百濟、新羅的大將軍稱號，這個被拒絕掉的請求在表露出日本對朝鮮半島的覬覦野心之外，也再一次表現出對於中華而言，朝鮮的地位遠遠高於東瀛日本。
兩大民族的交往頻繁時期在隋唐時期到來，在這一時期日本曾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也八次東渡日本，不過這一時期的交往似乎有些讓中華民族的當局領導者驚奇，因為日方並未像以往那樣請求給予他們冊封，很顯然“東瀛這個不受中華所重視的附庸國已經有脫離君臣關係的念想”。
白江口戰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當時唐軍大敗日軍，而經過此戰，日本對朝鮮半島的覬覦野心和不甘心納入中華所主導的冊封體系的桀驁都已經顯露無遺，而大唐王朝並未有追究太多，對於這個曾經有所忽視掉的“臣子”，大唐王朝給予了更好的外交有待，其到華使臣的地位並不低於新羅的使臣地位，甚至唐玄宗還將日本稱為“君子國”，但日本呢？他們已經將朝鮮稱為近藩、唐朝稱為遠藩。
公元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詔令廢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於內憂外患，隨後的五代十國更是天下大亂，中日關係再次進入沉寂階段。
華夏曆史發展至宋代，兩國官方交往進入了低潮期，但民間貿易交往和僧侶從來卻有所發展。不過單純為了追求利潤的沿海商賈，和那些始終堅持傳播宗教思想的僧侶，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華夏民族對大和民族不太瞭解的狀況。
而蒙古帝國的興起覆滅了華夏民族歷史中璀璨繁華的兩宋文明，在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的同時，日本亦成為他們的征服目標，但元軍兩次渡海進攻皆以對日方各方面情報的缺乏、僕從軍戰力低下而相繼受挫，與國家間來往低沉相反的是民間經濟往來卻進入了**期。
航海技術的提高促進了地區商品貿易的速度進而加快了經濟的發展，在長期的中日民間經濟貿易合作，業已形成了一些專以海上貿易牟利的商團，在兩國都有利益，儼然成了早期的跨國合資集團，並且這些集團一旦受到任何威脅或阻礙，商團就可能蛻變成武裝勢力，成為政治統治者的心頭毒瘤——“倭寇”。
這一狀況，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像張士誠、方國珍這樣的準軍閥勢力割據力量。；
所以，大明王朝的開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實現一個農業帝國理想，為了實現心目中的“長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當然他也同華夏曆史之前數個朝代的皇帝領袖一樣，朱元璋以驅逐胡虜、匡扶華夏自居，開始重建以中華為軸心的“華夷”國際秩序，而對於日本這個問題，一昭告天下的詔書中寫道——“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從這詔書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國防守性國策”，在之後明朝和日本之間關係又幾經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終都對於日本這個蠻夷之國抱有忽視之意。
萬曆援朝戰爭算是中日之間第二次兵戎相見了，但明廷對日本的無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時任明朝兵部的尚書石星不知兩國的既往關係，只得幻想日本興師侵略是為了獲得中國冊封來解釋這場日本挑戰大明王朝權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