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記賬，要常給我們寫信。”
沒多久他們就去了海南島，那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右派不右派的。後來明顯感到機關裡的叔叔和阿姨變得怪怪的，以前我有禮貌地跟他們打招呼，他們都會答我，現在我叫他們，他們卻假裝沒聽見不理我了。只有一個張春生叔叔經常來噓寒問暖地關照我們，還大聲叫我和弟弟們的名字，毫不顧忌，奶奶說：“張叔叔最好。”
我爸我媽走後，僑委管總務的叔叔就通知我們搬家。我們被指定搬到海棠院後面西南角一個小平房裡，才十多平方米。一個雙架床，我睡上鋪，安弟睡下鋪；奶奶和安末睡一個雙人床；房子中間再放一個煤爐，家裡就塞得滿滿當當的。我的床後面有一個很高的小窗，窗後是籃球場，窗外牆下是僑委大院的煤堆，煤堆很潮溼，於是，我們的後牆就有一圈一圈的溼的黑印子。
我的脾氣從此開始變得很壞。我11歲，安弟8歲，剛上小學，安末才6歲。兩個不懂事的弟弟常到處玩，每天吃飯都要找他們回來，有時叫遍整個大院都找不到，我就到處大聲喊，著急了還打他們。
冬天時候，有一次我去上學，那天颳著西北風，看到大院門房的牆上貼著大布告說：吳昭被劃成右派分子，彭光涵右傾，並說他們被下放到海南島勞動改造。僑委有個叫小耿的通訊員，從小是孤兒，沒什麼文化。小耿剛來僑委時才十七八歲，他天生一種怪病，經常要撿燒過的煤核吃，後來也不知怎麼就被治好了。我小時候，曾坐在他的摩托車後面在僑委大院裡兜風。小耿叔叔那時候20歲左右，也被打成了右派。40年以後我們在深圳相見時，他跟我說，“哎呀，你媽媽當年在被打成右派以前，進出僑委大院都是唱著歌的。”可是，從那段時間之後媽媽臉上常常掛著悲傷的神情，再也聽不到媽媽的笑聲和歌聲了。
那時我姥爺已經七十多歲了，他方臉，身材高大，腰板很挺。他喜歡下圍棋，養盆景山水；小時候，他還教我描紅，寫大字。可那時他已中風了，腿也瘸了，拄著柺杖，表情木訥，很少說話。他和我舅舅、舅媽住在一起。有一次，我向舅舅發牢騷，說機關裡的人很壞，翻臉不認人，叫他們“叔叔、阿姨”他們都不理人，態度很不好。但我每月還要去領生活費，我討厭跟他們打交道。我舅舅一聽就很緊張地對我說：你們小孩子不懂事，可別亂說話。如果讓人家聽到傳出去可不得了。右派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你爸媽雖然犯的可能是工作上的錯誤，但人家是把他們當作敵我矛盾來看的。
舅媽是個上海人，跟舅舅是同單位的，在煤炭部。他們是給排水的工程師。不久，舅舅也經常到大慶油田等地出差，很辛苦。過了一兩年，他和舅媽有了小孩以後就主動要求下放，到內蒙的烏達礦務局去了。
舅舅一家離開北京以後，我姥爺就請他的一個老棋友來照顧他，但那老先生也很老了。
僑委大院已經很少見到幹部們打球了，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說說笑笑了。下班以後都各回各家，僑委大院顯得冷清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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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學（1）
“阿哥阿妹情意長……”
我轉學到太保街小學（現在叫做雍和宮小學），上五年級。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叫曹邦彥，他的樣子像個軍人。
曹老師留的作業特別多。在育才小學的時候，我們下午兩節課結束以後，作業也就差不多做完了。從來沒有覺得功課有什麼壓力，下了課就是玩兒。可是在這裡，我每天做功課都要寫到半夜一兩點鐘，課文要抄很多遍，還要背誦。為了寫得快，同學們都用格尺在下面頂著寫，這樣寫出來的字下部都是連在一起的，很難看。我不學他們，所以寫得很慢。老師見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