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鄉上下小有名氣。
1992年全廠宣告破產。奇特的是在建立厂部留守小組的同時，還有一個以我為光桿司令的留守醫務室。有人說我妄想在廢墟上抱個金娃娃，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協議：不許我賺老廠工人一分錢（也不忍心），要養活自己、老婆和女兒，還得到村民中去撈個雞吃米。三年下來，以每天10元計算，整整賠了一個金疙瘩（1萬元）。
無獨有偶，退休工人張景地，同一天接到診斷報告，確診為右中葉肺癌中晚期。多少人勸他趕緊手術，或者進行化療和放療，而他一口拒絕：這麼個大廠都毀了，我還能不死嗎？
菩薩心腸天知道。我還真是為全廠退休工人中的二三十個老年慢性病患者所擔憂。這不，張景地師傅拒絕到大醫院根治，現住在工人宿舍區，必然要做些支援療法。對症處理，直到臨終安慰，都成為我的重頭戲了。
張師傅出身平凡，也有不少亮點。他是復員軍人，共產黨員，在援越戰場上立過戰功。復員以後當工人，他愛崗敬業，以廠為家。退休以後，老伴兒女不在身邊，隻身一人留在廠裡，硬是退而不休，帶著病體在廠裡見空就上，除了退休工資以外，沒有多拿一分錢。
確診以後，張師傅只把死亡看作到另一個世界旅遊，或者走親戚一樣簡單。有人估計他還能活三個月，他說不少；有人估計他還活半年，他說夠了。他把疼痛說成是死神和將死者逗樂；至於打一針麻醉劑，那是給死神嘴裡塞一顆糖果，對將死者是無所謂的。他說人是哭著來的，可以原諒；如果是個人樣兒的，就不能哭著走。
他是一條硬漢，以頑強的毅力和病魔拼搏。儘管日漸消瘦，仍然堅持戶外活動；經營著一小塊菜地，實現蔬菜自給；喂著幾隻蛋雞，供給自己蛋食。後期，才要我給他代買糧食和油鹽，此外，從不給別人添麻煩。
他始終不忘大局，把名節看得比生命重要。他說人要走了，不能在世上留下虧欠。他的醫藥費，一個是來源於醫保，一個是民政局對復員軍人的照顧。日常，我看到他食慾不佳，或有嘔吐、出汗等消耗增加的情況，用些能量合劑，給予支援；有時發生感染或感冒了，給他用些抗感染或對症治療。他總是說，又掛水嗎？不要超過標準，或者表示：“該我拿多少，你得說呀！”他的止痛藥逐漸升級，後來我給他辦了麻醉卡，用上了“杜冷丁”。他說：“這是奢侈品吧！我是工人身份，不夠級別吧！”
他十分注意形象，抖擻精神活出樣兒。他毫不含糊地保持清潔衛生的習慣：前廳、臥室和廚房保持著窗明几淨，井然有序；被褥摺疊得方方正正，保持著軍旅生活姿態。他自備痰盂，把痰和嘔吐物集中起來，在山上挖坑深埋。別人說癌症並不傳染。他說，穢物，總叫人不舒服。
他嚴格要求自己，寬厚待人。我每天要給他作一次處理，他為讓我白天多做一些流動業務，讓我晚上七至八點給他打針。可是有一次，我為送女兒到外婆家過暑假，順便在山泉中旅遊一番，遇上暴雨將至，我立即騎著摩托車返廠，還是被淋成落湯雞。耽誤到八點半，才趕去給張師傅打針。他說：“你大可不必呀！少打一針，我不過出點汗就過去了。看這，把你一家人的假日生活都攪亂了。”
上帝和“人壽預言家”們開了個玩笑，讓張師傅多活了三年。時至1995年10月，張師傅高度惡液質，開始拄棍子行走。那天下午，我找來理髮師給他理容。他平靜而略帶幽默地說：“是得走了，說不定馬克思正在辦一個學習班，就少我一個學員。我可要好好學習，轉世當個廠長，怎麼也要幹出個樣兒。”
沒有想到，這句話竟真的成了他的訣別之辭。第二天晚上七點，我一如既往地走進他的宿舍，只是沒有燈光。我拉開電燈，一眼看到：接了大半痰盂殷紅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