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篆到行書，文字若不實行拼音，那改的意義不大。
什麼樣的語言便有什麼樣的思想，什麼樣的思想便有什麼樣的國人。醫學上說病菌的生殖需要環境，同樣，思想的生長也需要環境，唯有改變舊有的語言環境。文化才能革新，封建糟粕才能去除、自由民主才能生根落地。所以，在一切要改東西的當中。語言是第一重要的，只要攻破了這一關。那接下來的時代潮流便由我們這些人引領，這正是國粹黨章太炎等人死守的原因。
國粹黨為了迷惑民眾。說什麼‘書面用文言文、口頭用白話文的習慣古已有之，文白兩不相同逾數千年，根本沒有改進之必要’。我們千萬不能上當，假使事實真的如此，那也應該為反對而反對。以往，我們推行白話小說，比如豫山便寫了好幾篇白話小說，小說確實寫的好，可報紙不讓登載，那效果便完全沒有了。
所以，短小又絕美的新詩一定能別開生面。為何如此？因為詩是可以口頭傳詠的，而一篇小說，那怕再簡短也是無法傳詠。那些老學究不是說文言文很俗嗎，不美嗎……”
說到這裡胡適很不自然的扶了扶眼鏡，當時在北大爭論文言文白話文時，曾出過兩件糗事。一是同為北大教授的黃季剛，談到白話文和文言文那個更簡潔，便舉例說‘比如胡適老婆死了，家人發電報報喪，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那就要寫‘你太太死了，趕快回來’九個字，電報費要多兩倍’，此例一舉，全場捧腹；
再一件就是為了回擊黃季剛的例子，一次講座上胡適說白話文比文言文更簡潔，而後讓學生舉例，一個北師大的女學生站起說了個成語：‘無能為力’；胡適當即對之曰：四字太費，三個字即可，那就是‘幹不了’，全場掌聲如雷；可北大終究是壞人多，下一個學生直接念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請先生精簡。胡適當即就傻了，一班支援白話文的人士也口呆目瞪，半響沒有語言。
為何如此？原因在於，白話文也許可以比文言文更簡潔，但它卻無法表述文言文所能表達的那種語言美、意境美。不說文言文讀來很多都是朗朗上口，就這‘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四種景物所構成的生命景象，便是窮盡所有白話文也無法表達的，因為這是站在一個更高的維度描繪生命，而漢語言獨有的音韻美和景像美也深藏於此。
白話文做不到，換成其他任何字母文字也都做不到。因為說到底，漢語、漢字它原本就是一副畫，文言文一字一義，畫畫相接，於是成了一副景；而白話文只是字，字再怎麼累計也終究是死物，它不是畫，而是尺子，用尺子去測量生命和美是不可能做到的。當然，尺子一樣的語言最後也可以精簡成公式，比如：e=mc2，但這又是另外一種毫無人性的美了。
黃季剛只是一個弟子，所以出了一個‘妻喪速歸’的刻薄嘲諷，但章太炎終究是大師，讓人轉述一句‘落霞與孤鶩齊飛’就要了白話文的小命，這種短板是白話文的天生性缺陷，也是漢語的天生優點。為此，當看到徐志摩絕美的新詩，胡適當即醍醐灌頂、腦洞大開，這才有今日拉著諸人在婚禮也要一敘的場景。
胡適不快的將往事從腦中掃除，更將全身精力放到講話上來。他接著道：“槱森的新詩寫的非常之美。比如這首：”胡適深情朗誦道：“
我有一個戀愛；——
我愛天上的明星；
我愛他們的晶瑩；
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黃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風雨後的山頂——
永遠有一顆，萬顆的明星！”
深情的朗誦完。胡適再道：“這裡有一本槱森的詩集，全是新詩，有些抒情、有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