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將集團當中，韓通很能打，但名望不是很高，這注定他必須依附郭榮一族，對未來繼位的郭宗訓忠心耿耿，他率領的親軍，能夠很好的制衡趙匡胤率領的禁軍。
同時，在郭榮看來，韓通、王溥一文一武，少有交集，即便韓通在趙匡胤率領禁軍作亂時不作為，還有王溥可以頂上。
這樣一來，大周兩支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禁軍、親軍之間也形成了制衡關係。
不難看出來，為了幼子順利繼位、為了大周江山，柴榮可謂用心良苦，將外戚、文臣、武將及“智囊團”安排的井井有條，四份詔書如果能夠得到有效執行，也意味著現有後周統治集團的大洗牌。
只可惜、十分可惜、萬分可惜，郭榮沒有想到，一切變生肘腋，一切猝不及防，他費盡心力制定出來的託孤計劃，因為趙匡胤這一個變數，淪為後世笑柄。當“趙檢點”變成“趙官家”之後，當大周變成大宋之後，一代英主郭榮，也被歷史書寫者以春秋筆法，描寫成五代十國時期可有可無的皇帝，畢竟，相比趙匡胤統一天下、結束亂世的成就，郭榮的功績顯得微不足道，後來的食利階級，坦然地享受“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一句話，郭榮失敗了，他敗在對人性的認識不夠深刻，更敗在了對自己太過自信。
甚至可以說，郭榮犯了剛愎自用的毛病。
回顧郭榮短暫的一生，最能概括的一個字就是“急”，尤其他登基稱帝之後，處處表現出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感。
六年，具體來說，是五年零六個月，郭榮就打下了大大的地盤，而代價，就是常年的高負荷工作，事實證明，郭榮不僅嚴苛地壓榨自己，也近乎殘酷地壓榨官僚。
舉一個例子，郭榮為了實現大業，對後周的管理體制進行了系統改革，歸納起來就是“文官備戰、武將征戰”，文官集團負責一切戰爭所需要的物資準備，而武將只管打仗、搶地盤，這樣簡單的模式，自然是十分高效率的。
然而，郭榮忽略了一個大問題，“備戰”與“征戰”是完全不同的工作體系，前者需要不僅需要充沛的物資供應，還需要充足的時間、空間排程，作為皇帝，你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今天去打誰、誰去打、怎麼打，可文官集團要準備軍械、糧草、衣服、藥材等各種東西，需要的時間就很多。
郭榮對此並不關心，他很“理想化”的提出要求，如果文官集團完不成，那就要治罪。《舊五代史》中曾記載，“二徵南唐”期間，命令左藏庫使符令光在入冬之前，為大軍準備棉衣。棉衣這種東西，又不是，吹口氣就能做出來，儘管符令光盡心盡力的去準備，還是因為未能及時備齊，而被郭榮治罪斬殺！
符令光不是一般人，他的職位不高，可出身門閥世家，祖上從唐末就一直在朝中為官，先後歷經後梁、後晉、後周，可謂盤根錯節、一榮俱榮。更為關鍵的是，符令光本人公正清廉、為人謹慎，在崗位上任勞任怨，在同僚中的名聲很好。僅僅因為棉衣上繳不及時，就被砍了腦袋，這讓其他官員如何思量？大概，不是一句“伴君如伴虎”能說服眾人的了。
符令光的遭遇，在郭榮統治之下，不過是冰山一角，幾乎所有大臣都面臨著“不測之罪”。
也就是說，郭榮在繁忙工作當中，作為官員必須隨時待命，他忙的時候未必用到你，可當他用到你的時候，你沒有及時出現，那就要治罪！從最輕的降級罰俸，到砍頭亡命，不過就看郭榮的心情了。
正是郭榮的“急”，他累死了自己，也寒了滿朝文武的心。
另一邊，趙匡胤在“義社十兄弟”的基礎上，拼命地拉攏禁軍勢力，該送錢就送錢，該求人就低頭，該許諾好處絕不含糊，極盡能事地拉攏人心。所以當“陳橋兵變”發生後，汴梁城中很多文臣武將都態度曖昧，包括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