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
裁軍與統帥權侵犯問題
在1921~1922年間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日本“根據正義人道的精神，一味希望確立世界和平”，最終停止了10年來的主力艦建造，並簽署了內容為把保有主力艦的總噸位比率定為美、英、日、法、意按5∶5∶3∶∶比例進行的海軍裁軍條約。當時的日本政府代表加藤友三郎隨後出任首相，表示“世界已經在和平保障之下，未來日本將與世界強國展開經濟競爭”，不僅將進行海軍裁軍，還會“積極調整並縮小陸軍軍備”，日本將把這塊財政上的節餘部分投放到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作為海軍領袖，簽署裁軍條約的加藤主張“國防不是軍隊的壟斷產物”，日本在“保證與國力相應的武裝力量的同時，還應注重發展綜合國力，併發揮外交手段避免戰爭。這才是目前形勢下國防的本義”。他是一位認識到外交的重要性的軍人、政治家。
1930年的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是為了把1922年《華盛頓條約》中達成的主力艦的海軍裁軍協定內容擴大到輔助艦（重型巡洋艦、輕型巡洋艇、驅逐艦、潛水艇）而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日本要求的是總噸位對美比例為1 ∶7，8英寸炮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 ∶7，潛水艇保有量萬噸。由於遭到美國的反對，最終達成的協議為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 ∶6，潛水艇萬噸，這雖然低於日本的要求，但輔助艦總噸位數卻達到美國的69％~75％，基本滿足了日本的要求。“既不威脅他國，但同時也不受到他國的威脅，並在國防上保持必要的兵力”，這一方針透過這次會議獲得了保證。
從本質上講，利害關係不一致的國家間的外交交涉中，除非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威脅對方，否則想要完全達到本國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在倫敦裁軍會議上取得的數字作為外交交涉的結果，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此外，從“裁軍”這一會議的目的來講，日本透過自己主動的承諾促進整個會議達成共識，限制過度擴張的軍備競賽，此舉不僅有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還有利於日本的繁榮。換個角度講，日本政府透過那次裁軍實施了億日元的減稅，“對內減輕了國民的負擔，對外促進了與各國間的友好交往，為實現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5）
然而，對於這一外交成果，日本國內的反應卻很消極。有人批評政府簽署條約是侵犯天皇統帥權的行為，如在野黨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打著“侵犯統帥權”的口號攻擊政府。濱口首相在東京站被歹徒襲擊，次年身亡。現在回過頭來看，圍繞“侵犯統帥權”的批判說明，日本當年不考慮真正的國家利益，盲目陷入了政黨內部利益的鬥爭之中。
“侵犯統帥權”是否定政黨政治的理論。它隨後成為軍人擴張影響力的武器，壓制了政黨政治的正常運作。軍人的獨斷專行使政府與軍部的二元化外交更加明顯，在此種情況下，出於對外強硬戰略與軍備擴張的需要，日本外交逐漸服從於“強兵”這一軍部利益。從此以後，軍部對國家政策的干涉不斷加強。
無外交國家的破產
對於戰略家來說，重要的是俯瞰全域性，制定結合外交和軍事的綜合戰略，並把它落到實處。在日俄戰爭之際，日本透過日英同盟拉攏世界最大的海軍國家，動用了一切手段，比如透過在國際市場籌備戰爭經費或影響國際輿論等途徑，彌補日俄之間實力上的差距，同時也仔細考慮如何結束戰爭，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請求“調停”等，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最為賢明的戰略無疑是“不戰而勝”。使普魯士成為歐洲大國的俾斯麥是真正的戰略家，他統一德國後，就是透過外交手段實現了國家利益。俾斯麥的外交風格是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與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