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我一定不會選擇從政。”但他顯然無法選擇，他的父親福田赳夫在1976—1978年出任日本首相，在位期間與鄧小平簽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福田康夫是家中長子，所以生來就獲得了日本政壇入場券，註定要步父親之後塵，而且一生都要沉浮其中。
日本的幾任首相我都採訪過，他們的人生的確很謹慎很辛苦。這種謹慎和辛苦不僅僅因為要對一國之民負責，還因為日本民主政治在某些地方比美國還要超前，監管極其嚴格。
我去過日本財長的辦公室，樸素得難以想象。儘管日本平板電視擁有國際領先的技術，但財長辦公室裡還是一臺老式映象管電視機。日本國會議員的辦公室面積很小，只有美國國會議員辦公室的1/10或1/5，更為誇張的是，他們的秘書很多都是自家兄弟姐妹，這樣可以降低人力成本，為納稅人省錢。
亂花納稅人的錢是一項很大的罪名，哪怕只是換了一臺平板電視，被反對黨揪出來就成了腐敗的把柄。一旦當上一把手，就意味著你必須為過去和現在所有的行為負責。假如十年前你少繳納一筆養老金，或者三年前少交一次電話費，哪怕只是無心之舉，只要有人提供證據，就必須引咎辭職。甚至助手在競選過程中喝了一杯老百姓的啤酒沒給錢，也會被說成很大的事。
記得洪博培剛剛當上美國駐華大使的時候，很多人跟他開玩笑，說他是下一任總統的最佳人選。一次我跟他一起吃飯，問他想不想當美國總統，他說不一定。因為一個人要參加總統競選，就意味著他的整個家庭，甚至整個家族都要付出代價。不但妻子孩子，還有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被媒體查個底兒掉，才算對國民有個交代。更何況當上總統以後，便很少再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對於洪博培這樣已經坐擁億萬身家的人來講，犯不上。
領導也是人，但領導過的日子，有時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不過也罷。
5、一個球砸到三個總統
我第一次去達沃斯是2001年，那個機會很特別。之前我採訪過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先生，他問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糊作答：“不到30歲。”施瓦布先生對這個回答並不滿意，繼續追問：“到底是二十幾呢？”我只好實話實說：“24歲。”沒想到他很高興地說：“我們需要的就是這種想做事的年輕人！我會親自提名你競爭‘全球明日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於是那年冬天，我來到冰雪小鎮達沃斯，開始了11年的達沃斯生涯。
我在達沃斯有過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領袖評審委員會委員、達沃斯全球事務理事會（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媒體理事會理事、論壇會議的主持人之一。每年，我們列出一個名單，在世界範圍內遴選百餘位優秀人才，作為達沃斯青年後備力量。至於達沃斯全球事務理事會，則是一個研究世界發展趨勢的機構。每一位理事透過電話、郵件、網上社群進行討論，確定每年達沃斯經濟論壇的議題。這些議題往往存在於當前的視線之外，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心人能夠從這裡更清晰地看出世界未來的走勢。
電視裡的達沃斯，是一個美麗素淨的冰雪王國，天地潔白的童話小鎮，所以這個地方在人們心中總有一種“傳說中的色彩”。事實卻沒有這麼美好浪漫，每到年會，正是達沃斯最冷的時節，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傷，但第二年仍然樂此不疲。
對於重要的國際會議，location（地點）的選擇很重要。達沃斯地處山區，與世隔絕，進去一趟不容易，出來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們一旦進去了就不想再挪窩，踏踏實實住上三天，把各種會議開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論壇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