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還不算太糟糕。
特別是抗戰初期的兩年，新兵以自願參軍為主。1939年前後開始抽丁，就是各家抽籤決定誰參軍，除了少數急於立功的地區，大部分的情況都比較正常，而且壯丁死亡率也很少超過一成。
但這玩意兒是愈演愈烈的，因為國府對基層和軍隊控制力奇差，導致許多人的膽子越來越大，開始把抽丁參軍作為謀利工具。加上1940年徵召兵額突然變多，而且法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府撥發的徵兵款本來就不夠用了，被層層侵吞後所剩無幾，連壯丁一路上的飯錢都不能保證，於是壯丁死亡率呈幾何倍增加。
根據蔣夢麟的回憶錄來看，他1941年夏天訪問一個壯丁收容所，700名壯丁從廣東曲江走到貴陽，竟然死得只剩下17個途中無人逃跑，因為赤地千里，就算逃了也是死。
蔣夢麟遇到的應該是個特例，畢竟97。5％的壯丁死亡率也太恐怖了（送兵的懶得給他們燒開水喝，也不准他們自己生火，於是路上喝生水集體患了痢疾，得了病自然更不可能給藥醫）。
在座的都是報界人士，他們對壯丁情況有所瞭解，但都只停留在前兩年的老印象中，還沒對今年的情況有新的認識。
成舍我說：“《立報》的記者不夠用啊，別說是外省，就是川內也沒幾個記者。”
張恨水笑道：“我親自到湖南或廣西走一趟吧，就當是沿途採風了。”
史量才說：“這個新聞視角有點意思，《申報》可派三名記者採訪。”
張季鸞道：“《大公報》也派三名記者。”
顯然，這四人都還沒引起重視，因為國家需要士兵打仗，抓壯丁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周赫煊也不刻意說服他們，等記者採訪回來就知道厲害了。他說：“我是這樣計劃的，每省派去三名記者，以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名義，沿途採訪壯丁收容所。遇到任何情況都不能暴露記者身份，把所見所聞全部記錄下來，然後再回到重慶來進行匯總。”
成舍我苦笑道：“《立報》真沒那麼多記者可派。”
周赫煊說：“記者不夠就另外再招，但派出去的記者一定要可靠沉穩。”
“行吧，你也是股東，你說了算。”成舍我沒再拒絕。
張恨水道：“我親自去湖南。”
“記者們的紅十字會身份我來解決。”史量才道，他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
“那就拜託了！”
周赫煊說著又強調：“我再提醒一遍，記者不要擅自發稿，因為這會影響民眾參軍報國的積極性，也會嚴重打擊前線官兵計程車氣。”
“明白！”眾人聽周赫煊說得鄭重其事，也都開始重視起來。
三份報紙的記者很快被派出去，不到半個月，周赫煊就收到第一封記者來信。
那記者負責川東地區的採訪，在信中如此說道：
“周先生敬啟……我出發的第二天來到萬州，那裡正好有一支湘西來的送兵隊伍……我的紅十字會身份讓他們放鬆了警惕，兼且我隨身帶著藥品，所以他們對我非常敬重。領頭的人還向我打聽買藥途徑，說想順便買些特效藥回去倒賣……壯丁的慘狀令我觸目驚心，他們大部分是被抽丁入伍的，但每人的安家費竟只有1元錢（是1元法幣，不是現大洋）……”
“我又向送兵的那些人打聽，他們也不加隱瞞……從湘西送壯丁到重慶，每個壯丁的沿途伙食費國府撥款3元，這在兩年前還勉強夠用。但隨著物價上漲，3元錢的伙食費都不足熬粥喝。而當地團管區司令竟每人剋扣1。8元，只剩下1。2元用於壯丁伙食，這剩下的1。2元伙食費還要被送兵的人剋扣……”
“壯丁們長期翻山越嶺，體力消耗本就嚴重，他們卻每天僅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