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大興安嶺林區的一個小山村，我媽有鄂倫春人的血統，我能活下來，實屬僥倖。
那是一個一人超生，全村結紮的年代，一家一個孩兒，誰也不能超生，要是不小心懷了想生，那就得扒房牽牛，就差一命換一命了。
生過一個孩兒的孕齡婦女必須得上避孕環。
什麼？
不想上環？
那婦聯主任天天去家裡，朝九晚五，風雨無阻，除非家裡的老爺們揮刀自宮，斷了性生活的念頭。
即使這樣，婦聯主任也要瞪眼睛盯著，生怕小媳婦出去搞破鞋。
要是想再生一個怎麼辦？
那就躲唄，只要不被發現，生出來交罰款就行了。
九十年代初，農民年收入不過千元，罰款八千一萬，絕對是一個要命的天價。
我們村有個大姐，就是想生兩個孩子，東躲西藏九個月，後來還是被人抓到了，直接送鄉衛生所做引產，聽說孩子都四五斤了。
要不是怕稽核過不了，我非要給來上一段含媽量不低於95%的小作文。
我算是幸運的，我媽可以隨便生，不是有特權，而是因為我媽是精神病，不知道從哪來的，一個人瘋瘋癲癲走三道嶺村去了。
我不知道我爹是誰，那個年代，農村老光棍子多，有媳婦的也想出去找找樂子，所以我媽成了別人的洩慾物件。
聽說我媽生了六七個，就活下來我一個，有的生下來是死胎，有的生在了冬天，我媽也不會照顧，被凍死了。
我媽的悲慘經歷，我不想說了，我對她也沒印象，我三四歲，她就死了，我真恨她死得晚了，要是早點死，還能少受點罪。
從有記憶起，我就生活在村口的土地廟，沒有窗戶，冬冷夏熱，好在那邊人信佛，經常上供，許某人能混口吃的。
等我懂事了，我去找過村支書，問問能不能給我找個地方住，進福利院啥的也行，村支書讓我去找村裡的婦聯主任，我他孃的還真去了，婦聯主任就問我一句話：“你是娘們嗎？找支書去。”
要是國足有這能力，早他孃的進世界盃了。
好在村裡人對我還行，尤其是一些老爺們，有事沒事給我送點吃的，土豆地瓜大苞米，我估計他們也不確定我是誰的種，反正有口吃的就行唄，尋常老百姓吃啥呀。
我比較早熟，七八歲就開始撿廢鐵賣錢，十一二歲的時候村子附近修了一個度假村，施工的時候，我沒事過去偷點鐵賣錢，小打小鬧，也沒人管，那段時間我過得還挺逍遙。
說到早熟，一個是環境因素，一個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那個年代的農村，性一直是一個壓抑的話題，別看茶餘飯後的村民最喜歡談論誰家媳婦搞破鞋，誰家老爺們在外面養小三啥的。
但對於孩子來講，性就是一個禁忌的話題，當時電視臺也缺德，沒事就播放廣告，要麼是重振男人雄風的神藥，要麼是怎麼穿都挺拔的緊身瘦身衣，那大胸，滋滋滋……
後來Vcd走進了普通家庭，村裡小夥伴也用零用錢租點光碟看。
即使生在山區，也抵擋不了我們對外面世界的渴望，我們想知道東京的天氣熱不熱，想知道加勒比海的顏色深不深，更想知道一本道究竟是什麼道。
根據經驗而定，越是農忙時節，音像店的生意越好。
渾渾噩噩長到十四五歲，我又開始鬧心了，我那個村子比較小，讀完小學就不讀的人也不少，十四五結婚的成了普遍現象。
我為啥鬧心？沒媳婦憋得唄，一起看教學影片的小夥伴都開始上實操課了，我還停留在理論階段。
放在誰身上，誰不鬧心？
當然，不單單是為了褲襠裡的那點事，也是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