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一下，換換腦筋，豈不更省勁、更實際些！或者把原班子改組一下，也勿需費這等周折呀！如此看來這場“運動”到底意義何在？啊——！不得了！這個想法太可怕了！打住，不要胡思亂想！這時，我猛然醒悟了：六六、六七兩屆畢業生已經分配了，過一年多我們也該畢業走人了，我們管得了那麼多嗎？我決定不當那個鳥官，不做那個陪襯，回班級參加復課，否則將來我畢業後會做什麼？會打針？會看病？會用聽診器？會使手術刀？不！不會！什麼都不會！無奈，很多“造反派”的職工、同學天天輪番找我談話，正面說，反面講，面面俱到。是啊，時勢把你推上這個浪尖，歷史將你定在這個位置上，豈是任你自由選擇的？“運動”還沒有結束，大家都自顧個人前途，“運動”誰去搞？夭折？半途而廢？現在你只有承受，只有承擔！說到底還是心中那份沉重的“史命感”在鼓脹。我真是無可救藥！於是，我常常在革命委員會中當反對派、少數派，一、二、三把手對我頗感頭痛，卻又無可奈何。難道他們不想拔出身上的芒刺嗎？也許我這是“小人之心”吧。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黨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 。通知本是要求糾正清查“五。一六”的擴大化傾向，但通知又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絕不只有一個‘五。一六’”。這就促使人們去抓更多的“五。一六”分子。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 ，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人數甚少的極左組織。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以貫徹“五。一六通知 ”為名，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一段話，指出 “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一九七〇年的暮春，我校兩個反對解放軍的造反派頭頭被定為“五。一六”分子，我兵團的韓江南正在審查中。韓江南的罪行是搶解放軍的武器、副食店和私設公堂，毆打群眾並致死人命。
開始我是真被嚇傻了，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兒，也分不清是夢還是醒。接著我憤怒極了 ——我們雖不是槍林彈雨殺敵人，也是水裡火裡幹革命，就是有缺點錯誤，絕不至於上反革命的線啊！我同學校領導班子爭、鬥，但沒有用。於是，我自甘“領罪”。因為，我是我們組織的頭兒，我應該對它的一切負責；因為，韓江南打人致死是由於我，而我本身又是受死者傷害的人，退一萬步講，即使定罪，也應該從輕；因為，我想領導班子不一定對我毫不留情（我畢竟是醫大“文/革”第一人）；因為，我崇尚英雄，更崇尚悲劇式的英雄。當時我的腦海中清楚地閃現出李大釗教誨：“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沒想到，領導對我並沒有“留情”。他們說我又並沒有成為事實上受害者，林書梅的被害又缺乏直接證據（她本人因病不能出證，白無常又矢口否認），所以對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