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小曼現在和我在一起。
我從不相信女人是男人身體的一部分變成的。即便是，也不是心肝寶貝，至多隻不過是盲腸。因為我知道，激發一個女人的好奇心遠比鼓動她的惻隱之心要有用得多。
有時候，我想，朱赫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的所謂複雜，也是建立在簡單的基礎之上的。我們這一代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家庭的冷漠。他對母親的不忠，表現得像一個局外人。他失去了上一代人固有的那種對家庭的責任感和親和力，留下的是生硬、刻板、固執和自私，不會再把家庭的解體看得那麼重了。他很理智，應該說我們都很理智。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自己的學業、未來、享受，再不會有多餘的操勞了。很小的時候我曾經看過龍應臺女士的一篇文章，她用她細膩的筆觸給我勾畫了一個在孤獨冷漠的世界中一點溫暖的圖畫：
“我把小麻雀拾起來，輕輕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讓他感覺鳥體的溫熱。”
但是現實並不是唯美的，朱赫比我更清楚這一點。他心中的美好早在那天夜裡就伴隨著母親的呻吟聲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曾經有一個作家說：“文人的美體現在對社會的無用，一旦失去了這種無用美，而和各種社會作用相結合，也就喪失了作家美的潛質。”於是他又說：“無產文人生活格調底下，慘不忍睹。”他不喜歡這個世界，越是瞭解就越不喜歡。相反，還有一些作家是不瞭解社會的，竟也去討厭社會。這是中國近20年來所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悲哀。
在大學裡，我也越發發現了這種悲哀。和朱赫一樣，我們在探究這個社會的時候各種無法理解的荒謬的事情就在我們身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年初的時候，幾個文壇的朋友要合夥製作一部DV，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個投資商。投資商聲稱自己對藝術太執著了，最近正忙於拍攝一部叫《奉城諜影》的電視劇，一定要把它拍成中國的《卡薩布蘭卡》，所以實在沒有多餘的精力。我當時覺得這種自述式的言表過於虛偽，於是我祝福他，但願他能拍攝出來一部中國版的《卡薩布蘭卡》。
我一直在寫作，想把自己對生活的無奈充分地表達出來。但是我知道，很多時候我們都帶著虛偽的面具。我和朱赫一樣，在大學裡滿眼的是對世界的迷茫。很少有人去尋找真理。但是朱赫又和我不一樣，他對那種天真的真理追求者是不抱以什麼好感的。因為他知道，這些人的原動力，僅僅是虛榮而並非是對真理的嚮往。朱赫不是一個成天思考的邊緣人，只是在愛情失敗或是被家庭問題困擾的時候，倒在床上想上一刻鐘。每個人都不能天天想著真理，朱赫是一個理智的人，他已經大三了，他沒有時間因為家庭中的一點不幸或是荒唐就放棄自己的生活。他需要更多的機會去選擇，職位、考研、愛情。朱赫是一個太現實的人，他可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放置在幻想裡。也許他把日記給我看是打算開始玩玩，但是當我看了他的文字之後，我知道他絕對沒有把文字當成做秀。這也驗證了那位作家的話，只有對自己負責的人才能寫出好的文字來。
於是我們這些人就在想，作家到底是做什麼的？
作家是不是天天窺視別人的隱私然後抖出來騙稿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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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九（3）
作家是不是總想著在街上遇到的漂亮姑娘正好會看上自己？
作家是不是見到個漂亮異性就說“我看你怎麼那麼眼熟啊，你怎麼那麼像我以前的女朋友呢”，結果人家上來就是一巴掌，說“我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作家是不是光憑藉著寫作積累資本，然後過幾年就改行當大廚或是司機了？
作家是不是靠寫字賣乖，然後說自己“不是搞文學的，別把我想得太神聖了”，就脫離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