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無償徵用勞動力的資格、以後凡是有政府工程需要大批勞工，就只能由政府財政出錢僱傭民夫，讓這些人從徭役變身為近代意義上的工人。而既然是用錢僱傭，那麼財政支出了多少工錢，就只能招募到多少人，一旦挪用了，原本的正事兒工期就會趕不上，自然會被審計查出。
但是，這一次錢弘億的奏請之所以要命，是因為他在奏疏裡希望把原來作為臨時性措施、事急從權的事情，當作一項常設性制度來實施，甚至以此為契機，提出對吳越國稅法的改制！這個改制的主要措施，就是從制度上廢除朝廷對人民“徵發徭役”的權力，至於是否以田稅或者別的部分財政收入填補這一塊人民應該承擔的義務，則另行討論。這項法子，會堵上多少官僚豪紳私用民力的缺口，斷了多少人的特權和財路啊！
……
“莫非十叔也是個穿越者？知道‘攤丁入畝’這個亂世之中極大刺激人口增長的秘法？不可能啊，如果他知道的話，肯定想要稱王爭霸、怎麼會敢把這種東西丟擲來，把所有的基層官僚和地方豪紳階級都給得罪了呢？”
錢惟昱一個人反覆揣摩著錢弘億的這份奏摺。這其中的內容，其實頗有後世直到韃清一朝才實施的“攤丁入畝”之法的影子，和王安石的《免疫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也頗有相通互補之處，只不過做得遠遠沒有“攤丁入畝”之法徹底。
按照唐代的租庸調製稅法，人民的稅賦負擔主要是三塊：租是田租，按照佔田數和理論佔田數收取，庸就是人頭稅，以繳納布匹絲帛織錦為其形式——因為在唐朝的時候，絲織物也是可以作為硬通貨幣使用的，所以繳納錦緞絲帛，就相當於是直接交錢了；至於最後的調，那就是徵發徭役了，以勞動力作為支出、每年免費給政府幹一個月的活。
同時如果政府有多徵募徭役的需求的話，還可以用增“調”來抵扣租稅。按照唐法，每個丁壯每年應該服徭役的時間是一個月，但是如果政府工程急需的話，官府有權延長徭役期限到兩個月，只不過要把原本百姓應該承擔的“庸”給免除。如果還不夠，最多可以延長到三個月，那樣的話，當年的“租庸”兩項就全部徹底免除。
到了唐朝末期，租庸調改成了兩稅法，按照夏糧收穫和秋糧收穫的季節分兩次納稅。但是兩稅法並沒有徹底改變租庸調製時代的三種成分結構，依附在人身屬性上的人頭稅和徭役依然沒有廢除。後世到了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免役法》也不過允許百姓繳納銀子換取不服徭役、由政府花這些銀子僱人代替服役。
錢弘億上書的法子，直指了徭役的廢除，相當於是把租庸調當中的調給廢了，只剩下租庸，其中庸仍然是人頭稅，但是相比以前，好歹是依附在人頭上的負擔減輕了一半。
自古以來，但凡減免了按照人頭抽稅或者抽徭役的時代，人口都容易出現井噴式的增長，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按照人頭抽稅的情況下，多生一個男丁就多交一份人頭稅，窮人在生育問題上自然要掂量掂量，不敢隨便生。明朝巔峰人口一億多、到了韃清晚期三四億，這裡面的差距固然有土豆作物帶來的增長，“攤丁入畝”所導致的人頭稅廢除一樣非常重要。
錢惟昱抱著錢弘億的奏摺在那裡翻來覆去地看了足足兩個時辰，這裡面的每一句話對於他來說都很好理解、粗通易懂。但是自己一方該如何應對、才能既搭上這個順風車、撈足好處，又不會跟著十叔一起得罪人，傷及自己的支援率，實在是一幢非常令人頭疼的事情。
錢惟昱想著想著，居然趴在書桌上沉沉睡去了，只剩下一燈如豆，在那裡散發著光和熱。周娥皇和蔣潔茹原本已經退去後宅，不打擾錢惟昱做正事兒，後來到了晚膳的點依然不見他出來，娥皇這才打著一盞蒙了紗的氣死風燈，悄悄回到錢惟昱的書房看視。到了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