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撥通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的電話。可是，沒有人接。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的電話確實不好打。好不容易打通了，對方的語氣一點不像劉法官那麼溫柔。這不僅僅因為接電話的人是男士。我聽說主任叫徐陽，於是，就找他，對方說不在。我只好說找傅國忠。他以一種警惕的口氣問我有什麼事兒？我說您貴姓？他說你有什麼事兒你就說吧。對方不願告訴我他的姓氏。我打過幾次電話，都是無法問出對方的姓氏。對方連姓氏都不肯告訴我，這使我真覺得心裡不溫暖。我說官司的事兒。我問他什麼時候能夠從天津中院那兒要回卷宗。他說你就等等吧。我說等到什麼時候，他不耐煩地說，到時候就會通知你了。然後，掛電話的聲音也讓你感覺有些無情。
這期間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的電話，並找到了審判長。我自報了家門後，我就直截了當地問他：你們為什麼遲遲不肯將卷宗從天津中院要回來？拖了這麼長時間，是否有點兒不正常呀？我的語氣是不帶一點謙卑色彩的，甚至帶著刺兒，也帶著我這麼多天的鬱悶。顯然惹得對方很不高興的。他馬上反唇相譏：判到天津時，七個多月沒開庭，你怎麼不認為不正常呢？
一句話說得我無言以對。倒也是，假如天津那邊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來之前就已經開庭了的話，那麼，豈不就是另一番風景了？！
我勸自己，聽天由命吧!
轉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時，我接到了魯迅文學院的入學通知，要到北京來學習了。
我打算這一回到北京後，去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找他們當面問問。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讓我立刻給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打電話，告訴他們你要到北京去。於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撥通了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的電話。
我還是沒有找到徐陽。也沒有找到傅國忠。我又問他，你貴姓，他仍然不肯告訴：你有什麼事兒你就說吧。他的口氣很不耐煩。我說，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們能夠儘快給我個答覆，否則，我將以我的方式採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這件事為什麼這麼拖個沒完沒了。我這是先給你們通報一下，別怪我到時候做出來與你們不利的事情。我越說越理直氣壯，似乎帶有威逼成分。
對方的口氣顯然軟下來了，他說會儘快給我回話。
果然我的這種理直氣壯口氣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點打的電話，不過半小時吧，我就接到他們的回覆。電話是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張代恩打來的。他口氣是謙和的，頭一次令我感覺舒服。他說他們爭取儘快跟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聯絡。他語氣有些委婉地說，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任務了，他指完成任務可能是指他們糾正了管轄的錯誤裁定。不過，他又說他們有責任再幫著問問，催催，從中協調一下。他好像在幫我的忙，而不是他們應盡的法律義務似的。話裡話外，拖了這麼久，他們不將裁定書給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也不催促返還卷宗倒沒有任何過失，而現在這時候肯於幫我忙，我還得感謝他們似的。他可真會說話呀！我心裡並不痛快，但是，畢竟他說話口氣很是客氣，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麼，末了，只能說，那我等著你們的準信兒。
3月4日，張代恩又打來電話。他問我，這期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是否找過我？我說從沒找過！他說，他們正在與天津市高階人民法院聯絡，他讓我再等些時間。他問我，什麼時候到北京來？
他好像特別關心我去北京的時間。我說，我隨時可能過去，最遲，也不會超過月底的！我的律師說，這回你的電話肯定奏效了。他們特別在意你去北京，因為北京正在開兩會（人代會、政協會），你這時去，他們怕你上告。這就是天時，這就是中國特色。聰明的打官司人，是應該善於抓住這種機遇的。
果然，我的律師的話